而那些“乱臣贼子”型的皇帝，则会设法限制御史权力。例如明武宗朱厚照、清乾隆中期以后，御史渐失实权，更多成了“背书机构”。但在其之前，御史不仅有独立调查权，有时还直接掌握“票拟权”——即是否对某人立案，可以由御史台定夺。唐宋时期尤为典型，连宰相都怕惹上御史台。
一个典型例子是唐代御史中丞李景让，他弹劾宰相韦执谊，说其朋党误国，虽然最后被贬，但言论震动朝堂，百官肃然。再如宋代御史中丞王拱辰，敢上奏宋真宗，揭露朝廷对辽外交失败，对内经济腐败，虽然此举未能立刻改变局势，但这种体制的存在让朝廷不能为所欲为。
宋代把监察系统推到了一个新高度。除了传统御史台，还建立了“三院台谏”制度，即谏院、台院、殿院三部分共同负责监察、上谏、弹劾。其中谏官主讲道德、政策批评；台官主讲官员行为；殿官负责宫廷内部事务。
同时，宋代还推行“风闻言事”、“密疏上达”等机制，允许御史不经审批直接向皇帝报告问题。这相当于赋予了监察官员特许渠道，绕过行政程序，直通天听。虽然容易引起内部纠纷和权力冲突，但也保证了“有人敢说话”。
而且御史每隔几年要轮换、巡视地方，类似于定期“审计”。巡视回来必须写《巡历奏报》，把地方行政状况、治安、赋役、民情一一上报，供朝廷参考决策。这种机制，不但让中央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也形成了相对有效的信息流动。
到了明代，监察体系进一步庞大化和专业化。洪武年间朱元璋整顿吏治，把监察制度作为“反贪治国”的工具。明初设置“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覆盖全国，每道监察御史都定期巡视所辖省份，有专属印信和“立案权”，甚至能当场捉拿贪官。
同时，还设立“六科给事中”，对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进行垂直监察。也就是说，监察御史负责横向巡视，六科负责纵向审理——这就是典型的“双线监督”体系。
清代延续明制，增加了“督察院”，监察御史职能更加分明。但也逐渐演变为“言官政治”，即依靠文字奏疏进行舆论监督。在清代早中期依然有效，到了晚清则因积弊和政治环境变化而衰落。但这套制度持续了两千年之久，并非什么“权力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