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宋代，地方治安混乱时，出现过民团维稳，但这种“义团”也需官府许可，编制在保甲制度或民壮体系之下。擅自组织打人拘人者，一律视为“私役私兵”，重罪追查。
私刑的本质是“僭越官权”，是对朝廷司法垄断的挑战。在宋代，如果乡绅擅审盗贼案件，哪怕断得再准，也必须交官；若先刑后报，就会被定“侵夺公职”之罪。明清时期更严格，连村长、保正、牌头也只能报案，不得施刑，哪怕打耳光都算越权。
《明律·刑律》有云：“凡非官私讯，杖六十。”即便你查得清、断得明，也不可越过“讼审职官”。这套逻辑体现了帝国体制对“司法合法性”的强调：只有官府说了算，其他人说了不算，谁都不准“僭用天子刑”。
有人设想，如果主角加入了县衙，就能随意拷打犯人逼口供。这也不合史实。唐宋明清的刑狱制度里，哪怕是捕快、司吏，拷打也需上报并备案，必须“奉刑部令”、“奉县丞批”，私刑者将以“擅刑重责”。
明清尤其严禁“刑讯逼供”，如有错判，主审官员需“抵命偿命”。着名的“狱讼冤案”往往不是因为没有口供，而是因为“刑逼妄认”。比如《清实录》中记载：某县衙以夹棍逼供致死，事发后知县被罢黜，司吏流放，捕快斩首。
一些大族设有“义庄”，内部调解族中纷争，处理轻微财产或婚姻纠葛。但这种“义审”须限于“不涉刑命”、“不扰他人”、“不设刑罚”。若擅用杖刑、关押，官府必然严查。
清代浙江布政使衙门曾因嘉兴某族“义审”打死庶人，连坐当事三十余人。此案警示朝野，“义审者非狱讼也，不得涉私刑；私刑者即贼盗耳”。因此，哪怕你是大族族长、地方望族，也不能随便惩人，私审即坐实“非法”。
“挖地牢、挂锁链”是重罪。一些小说描写主角挖地牢囚禁仇人、关押盗贼等，其实古代法律对此极为敏感。《大清律》中有“私设牢狱”条款，明确指出：“凡私囚人者，处徒三年；致死者，以故杀论。”即便你抓的是通缉犯，没有官府命令，也不能关押，否则就成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