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唐律疏议》明确写道，赦令执行时，律文规定需核实身份、核查案卷、验明主从、确认罪名才可赦免，若“滥赦不当者，承办官吏亦将受罚”。赦免不是宽泛容忍，而是制度性“减压阀”，其边界感极强，不容随意跨越。
赦免需官署执行，不是皇帝“随口一说”。皇帝口谕并不等于赦免立即生效，赦令需由中书省撰写文本，经门下省审议，确认文字合法后加盖御玺。赦文格式讲究“礼、法、文”三结合，必须引用经典，展示德意，还要规定实施办法，明确各级官府的执行职责。
以唐朝为例，大赦的施行，要由尚书省下达到地方，再由县、郡、州官执行赦免程序。期间需登记赦免人员、审查案卷、记录赦免时间与原因。没有文件流程支撑，仅凭皇帝说一句“饶他一命”，不仅无效，还容易被认为是“枉法私恩”，甚至导致法度崩坏。
史书上偶有皇帝临时赦人，比如清朝乾隆帝在南巡途中赦免某地孝子、义士，但这类赦免一般经过陪驾大臣记录，再由吏部、刑部备案，并颁布正式赦令。也就是说，即使是“口谕”，也必须转化为文书档案，否则地方无法操作。
尤其是死刑类案件，必须经过“三复奏”制度，即审判官先议判，地方政府二次审理，再由刑部奏请皇帝，最后执行。皇帝如果口头说“赦此人”，但未下正式赦令，地方不得擅改，否则便是“违制”，轻则降级，重则抄家。
赦免不全是“宽仁之德”的体现，更多时候是政治策略。比如汉武帝在“巫蛊之祸”后赦免大批冤狱，是为了恢复朝廷威信；唐玄宗“安史之乱”中多次赦免投降将领，是为了分化叛军；明太祖则会在边疆“招抚叛将”时，以赦令为手段，稳住地方。
赦免的政治性，远大于情感因素。皇帝不会因为“心软”就随便赦人，更不会听个小故事或看几滴眼泪就放人一马。那些“感天动地”“青楼义女救囚父”的桥段，只能用在话本小说里，真实历史中，如果没有配套的政治考量，赦令不可能出台。
皇帝赦免之后，并非“案卷即销”。历代王朝都有赦后登记制度，将赦免者列册归档，留作后查。唐代的“赦文簿”就详细记载了每次赦免的背景、条款、适用人群、案件编号；清代则设有“赦后察访”制度，由督抚派员抽查是否有人冒名赦免，或赦后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