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的光忽明忽暗，像极了我们当年用的煤油灯，在每个磨豆子的凌晨，照亮泛着白沫的豆浆。
那些存款单上的数字，曾经是我们的希望，现在却成了儿子们争夺的对象，就像豆腐摊前的顾客，都想多拿一块，却没人在意磨豆子的辛苦。
雨水顺着窗台流下来，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痕迹，像流泪的脸。
我把照片放进铁皮箱，和旧信、工资条放在一起，那些泛黄的纸张，记着儿子们曾经的笑脸和承诺，却抵不过现实的风雨。
棉鞋放在床边，鞋跟的补丁在灯光下若隐若现，那是三个男人的旧物拼成的，现在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和一双补了又补的棉鞋，在漏雨的走廊里，数着残烛的影子，等着天明。
火车在暮色中启动，硬座车厢里飘着方便面的咸腥味，混着窗外稻田的泥土气。
我把老王的纸条贴在掌心，体温渐渐洇开墨迹：“下辈子，咱不磨豆子了，就坐在桥头看风景，谁也不欠。”
对面坐着个抱孩子的中年妇女，孩子脚上穿着我织的那种毛线鞋，鞋头绣着歪扭的笑脸——和小伟当兵时信里画的一样。
“阿姨，您去哪？”
她看见我攥着的车票，“北京啊？那地儿冷，得穿厚棉鞋。”
我摸摸口袋里的新棉鞋，鞋跟处没再缝夹层——这次，钱都换成了硬座票和止痛片。
鞋底垫着从老王记账本上撕下来的硬纸壳，1985年的字迹硌着脚心：“强子第一次叫‘妈’，伟子会爬了。”
这些字像针，扎得脚底发疼，却比儿子们的冷脸温暖。
车窗外的香樟树越来越小，像极了老王最后一次在养老院门口对我笑，轮椅上的身影缩成个黑点，就像我们卖了二十年豆腐，最后只剩锅底的一层焦糊。
广播响起《送别》时，泪水突然掉在车票上，把“无座”两个字晕成一团，就像这辈子的亲情，终究是场站不稳的漂泊。
棉鞋静静地躺在座位底下，鞋跟处的补丁在晃动的灯光下若隐若现，那是用三个男人的旧物拼成的——丈夫的白衬衫、大儿子的校服、小儿子的秋裤，每一针都缝着希望，却每一针都漏着心寒。
火车碾过铁轨的声音，像极了当年推豆腐车的吱呀声。
我知道，这双暖了二十年的棉鞋，终于结了霜，而鞋跟里藏着的，不再是血汗钱，而是一张泛黄的纸条，和无数个磨豆子的凌晨，豆浆表面结的那层豆皮——薄如蝉翼，却裹着一辈子的热与凉。
当火车驶入隧道，黑暗中我摸着鞋底的硬纸壳，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却像刻在心里，永远擦不掉。
这一路，霜雪还会落，棉鞋还会冷，但有些东西，在岁月的磨盘里，早已碎成了渣，混着豆腥味，成了一辈子的痛。（本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