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走后的第七天，我收到两个儿子的联名律师函，要求撤销捐赠协议，分割八十万存款。
信纸上的红章比当年的豆浆桶还刺眼，让我想起1988年冬天，刘强偷拿了卖豆腐的钱买游戏机，被老王打了手心，他哭着说“再也不惹爸妈生气”。
现在他的签名，比游戏机的按键还要冷硬，旁边是小伟的潦草字迹：“她肯定藏了私房钱”，还附了《民法典》第1063条复印件，夫妻共同财产的条款被红笔圈住，像个血窟窿。
养老院的银杏叶开始落，我坐在长椅上数落叶，一片、两片，像极了儿子们每月准时的两千块转账，现在却停了三个月。
张芳来过一次，没戴银镯子，说“小伟赌博欠了债，房子要被抵押”，她蹲下来帮我捶腿，指甲在我小腿上按出的印子，和当年在小伟家时一样深——那时她刚拿到我们给的十万块结婚钱，转眼就买了金镯子。
“李奶奶，您有包裹。”小陈递来个牛皮纸箱，里面是老王的旧物：磨得发亮的记账本、补了三次的棉鞋、还有那串穿了二十年的钥匙。
记账本最后一页写着：“2025年5月，给老婆子买双新棉鞋，别再穿补丁的。”
墨迹被水洇过，像滴在豆腐上的酱油，再也擦不掉。
我摸着那双棉鞋，鞋跟的补丁还在，只是没了老王的体温，变得冰凉。
钥匙串上挂着菜市场的门钥匙，现在豆腐摊早没了，换成了连锁超市，卖着包装好的豆浆，却没了当年的豆腥味。
夜里我翻看着老王的记账本，每一页都记着卖豆腐的收入和支出，1998年9月5日：“强子学费两千，卖豆腐收入两千五，结余五百”；2005年10月10日：“伟子结婚十万，借了两万，下月还”。
字迹从工整到潦草，最后一页的“买新棉鞋”，笔画歪歪扭扭，像他最后握笔时的颤抖。
现在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数着银杏叶，数着儿子们的律师函，数着棉鞋里再也藏不住的孤单。
立春前夜下了雨，养老院的走廊漏雨，水滴在瓷砖上敲出碎玉般的响，像极了1987年夏夜，我们在豆腐摊搭的塑料布下听雨，两个儿子缩在怀里数雨点。
现在塑料布早烂了，儿子们的怀抱也凉了，只有漏雨的走廊，还记着当年的温度。
我在储物柜发现半块发霉的豆干，是张芳上次带来的，说是“自己做的”，其实包装上印着超市的标签。
豆干的霉点让我想起老王最后一次住院时，手上的针孔感染化脓，而儿子们忙着在病房外算存款，没人注意到他疼得发抖的手。
“李奶奶，您有快递。”小陈递来个皱巴巴的信封，邮戳是“江城大学”，里面掉出张照片：刘强穿着蓝格子衬衫站在教学楼前，领口磨得发白，和去年在他家里看见的那件一模一样。
照片背后是陌生的字迹：“师母，这是刘学长在校庆时的照片，他说让您别担心。”
眼泪突然掉下来，打湿了照片上的蓝格子。想起1998年秋天，刘强拿着江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豆腐摊前蹦跳，说“妈，等我毕业赚大钱，让您住楼房”。
现在他的“大钱”，是从老母亲的存款单上撕下来的碎片，而他的“楼房”，容不下一双带补丁的棉鞋。
夜里我翻出所有存款单，在台灯下一张张数：给孙子的十万，给孙女的十万，剩下的二十万夹在老王的记账本里，收款人写着“江城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