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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仃洋的喧嚣尚未完全平息，一部分从广州交易季满载而归的葡萄牙商船，便已调整帆索，借着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的季风，开始了另一段更具风险、却也利润惊人的航程——前往日本国的唯一对外开放口岸：长崎。
这段航路并不轻松。需穿越风波险恶的东海，避开暗礁与不时出没的海盗（即便在郑芝龙的秩序下，小股流寇仍存），更要时刻提防天气的骤变。然而，驱使着这些卡拉克帆船和卡拉维尔船前行的，是比风暴更强大的力量——对白银的渴望。日本列岛那富含银矿的山脉，正是这个时代全球贸易引擎不可或缺的燃料。
当瞭望手终于呼喊出“长崎！”时，船上的葡萄牙人无不松一口气，继而涌起期待与谨慎交织的复杂情绪。远眺长崎港，景色与澳门或广州迥异。碧绿的山峦环抱着深邃的海湾，山坡上梯田与屋舍错落有致，显得宁静甚至有些封闭。但在这片宁静之下，是幕府将军严厉的目光和无处不在的管制。
葡萄牙船只因其船体常涂有防水焦油而显深色，被日本人称为“黑船”（Kurofune）。它们的到来，是长崎一年中的大事，也是当地町人（商人）期盼的财富信号，但同时，也触动了日本当局那根关于“南蛮文化”与天主教渗透的敏感神经。
“黑船”不能随意入港。首先必须在指定水域下锚，接受长崎奉行所派出的巡逻小艇的登船检查。
检查极其严格且程序化：核对由澳门自治机构（议事会）签发、并经日本方面认可的贸易凭证（“朱印状”体系虽主要针对日本朱印船，但对来航番船亦有类似管理文件）；清点船员人数，逐一登记；搜查船体，严禁任何宗教物品（十字架、圣像、圣经等）以及火炮等重型武器入境。
任何违禁品的发现，都可能导致整船贸易资格被取消，甚至人员被驱逐或逮捕。
安东尼奥·席尔瓦的儿子，小安东尼奥（PedroAntónioSilva），如今已开始代表家族执掌远东贸易。他站在“圣塔玛利亚号”的甲板上，冷静地注视着日本检查官一丝不苟的工作。他深知规矩，早已命令将所有的十字架和祈祷书收藏在特制的密封箱内，不到远离日本海域绝不取出。这是生存的智慧，也是对贸易机会的尊重。
通过检查后，葡萄牙商人及其货物并不能进入长崎市街。他们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一个独特的人工岛上——出岛（Dejima）。
出岛是一座扇形的人工填海小岛，仅有一条石桥与陆地相连，桥上设有岗哨，日夜有役人看守。岛上有仓库、商馆、住宅等设施，但本质上，它是一座精心设计的“贸易牢笼”和隔离区。
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Sakoku）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的体现：既允许有限的贸易以获得必需的白银和生丝等物资，又将带来危险思想的外国人物理隔绝于日本社会之外。
货物装卸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葡萄牙人的商品——主要来自中国：生丝、绸缎、瓷器、中药材、砂糖，以及一些来自东南亚的香料、皮革，还有少量欧洲产的玻璃器、望远镜、钟表、葡萄酒等——被搬进出岛的仓库。而日方支付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白银——粗炼的银锭或统一标准的“丁银”（Chōgin），其成色和重量都有严格规定。
交易本身并非自由市场行为，而是通过一套复杂的制度进行：
1.定价机制：主要商品（尤其是生丝）的价格，并非由买卖双方直接议定。长崎奉行所会召集指定的日本特权商人（“町年寄”和“丝割符仲间”），根据当年输入货物的总量和质量，共同商定一个“相对仕切”（Aitateshikiri）的统一价格。
葡萄牙人只能接受这个官方或半官方定价，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套“丝割符制度”确保了日本方面能控制白银外流并获取稳定利润。
2.交易对象：葡萄牙人不能直接与日本各地来的商人交易，必须通过长崎奉行指定的“町年寄”等特权商人作为中介。这些日本豪商垄断了与“黑船”的贸易权，从中牟取暴利。
3.结算与交割：货款结算后，葡萄牙人获得的白银会被重新搬上他们的船只。而他们采购的日本商品（主要是白银，偶尔也有一些日本漆器、刀具、扇子等工艺品作为补充），则需等待下一个适合出航的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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