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影”凭才学获信(第1/2页)
宣和三年暮春，宣城的雨总带着三分黏腻的潮气，将青石板路浸得发亮。“影”背着半旧的青布书箧，站在宣州府衙外的石狮旁，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书箧角上磨出的毛边——那是他从临安一路南下时，被车轮碾过、被渡船上的麻绳勒出的痕迹，也是他半生颠沛的印记。彼时他还未以“影”为号，旁人只唤他“苏生”，一个带着江南口音，却在眉宇间藏着几分北方硬朗的读书人。
府衙朱红大门敞开着，往来的吏员身着青衫，步履匆匆，偶尔有佩着铜印的官员走过，腰间的革带碰撞出清脆的声响。“影”深吸一口气，将怀中那封推荐信又按了按——那是他在临安时，曾受业的太学博士周邦彦亲笔所书，信中只寥寥数语，却点出他“通律历、善算学，尤精漕运利弊之析”。可他心里清楚，在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月，若无科举功名傍身，纵有满腹才学，也不过是“野有遗贤”的一句空谈，能否被宣州府接纳，仍是未知。
负责接待的是府衙司户参军李默，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官员，眼角堆着细纹，看人时总带着几分审视的锐利。他接过“影”递来的推荐信，指尖在信笺上顿了顿，目光扫过“影”一身洗得发白的儒衫，语气平淡：“周博士的信倒是分量足，可宣州府不养闲人。苏生既说通律历、善算学，不知近日可否为府里解一桩难题？”
“影”心中一凛，知道这是官员们惯用的“试才”手段，当下拱手应道：“愿闻其详，若有浅见，定当尽述。”
李默引着他穿过两道回廊，来到司户参军的值房。案上摊着一叠账簿，最上面的一页写着“宣州漕运四月收支清册”，旁边还放着几张画着河道的图纸。“你看，”李默指着账簿上的数字，眉头微蹙，“今年四月，从芜湖运粮至宣城，原定耗损率是三成，可实际耗损却到了四成五。账房查了半月，只说是‘水阻船迟，粮米霉变’，可往年同期也有雨汛，耗损从没过三成五。若找不出症结，下月漕粮再出问题，知府大人那里，我可没法交代。”
“影”俯身细看账簿，指尖顺着数字一行行划过：四月初五发船，共二十艘粮船，每船载粮五百石；四月十二抵宣，实收粮米七千六百五十石——算下来，二十艘船本该实收一万石，竟少了两千三百五十石。他又拿起河道图纸，目光落在芜湖至宣城段的“青弋江转弯处”，那里被人用朱笔圈了个圈，旁边注着“浅滩，需纤夫牵引”。
“李参军，”“影”抬眼时，眼中已没了初时的拘谨，“敢问四月初五发船时，青弋江的水位比往年同期高还是低？纤夫的工钱，是按‘趟’算，还是按‘日’算？”
李默愣了愣，显然没料到他会问这两个看似无关的问题，沉吟片刻后答道：“今年春雨多，水位比往年高两尺；纤夫工钱是按‘趟’算，每船一趟给三百文，二十艘船就是六贯钱。”
“影”指尖在图纸上的浅滩处一点：“问题便在这里。水位高两尺，浅滩本可通航，无需纤夫牵引——可账房仍支了六贯纤夫工钱，这是其一。”他又翻到账簿后页的“损耗登记”，指着其中一条，“四月初十，有三艘船报‘霉变粮米各五十石’，可霉变粮米需有‘监守官签字的勘验记录’，这三艘船的记录却只写了‘已验’，无监守官署名，这是其二。”
李默凑过去一看，果然如“影”所说——纤夫工钱那一项，只写了“支六贯”，未附“派工明细”；三艘船的霉变记录，确实没有监守官的签字。他猛地拍了下案：“好个疏漏！我竟没注意到这些！”可随即又皱起眉，“可即便如此，也差不了两千三百五十石啊？”
“影”又翻到“起运前验粮”那一页：“起运时，每船五百石，是‘概量’还是‘细量’？”所谓“概量”，是用大斗粗略估算；“细量”则是用标准斗逐斗称量。李默回忆了一下：“今年粮紧，知府大人特意吩咐要‘细量’，可账房这里写的是‘概量’——难道……”
“正是。”“影”点头，“若按‘概量’算，每船实际装粮可能只有四百八十石，二十艘船就是九千六百石；再减去虚报的纤夫工钱对应的‘虚耗’——纤夫本不用雇，这笔钱极可能被经手人私吞，折算成粮米，约两百石；最后，那三艘船的霉变粮米，恐怕是‘以次充好’，将劣质粮米混入损耗，实际损耗最多五十石。算下来，九千六百石减两百石减五十石，正好是九千三百五十石，可账房实收七千六百五十石——剩下的一千七百石，大概率是在卸船时被人‘抽梁换柱’，用空船或半满的船冒充满船，瞒报了数量。”
这番分析下来，李默早已收起了最初的轻视，看向“影”的目光里多了几分赞许：“苏生这番推算，条理清晰，句句在理！我这就禀告知府大人，彻查此事！”
不出三日，知府王彦便召了“影”去见。王彦是绍兴年间的进士，为官清廉，却因不擅“细务”，常被账目的琐碎事困扰。听闻“影”仅凭账簿和图纸便找出了漕运损耗的症结，他当即让“影”在府衙暂留，协助李默整顿漕运账目。
“影”也不推辞，每日天不亮便到府衙，将历年的漕运账簿一一整理归类。他发现，宣州漕运的问题远不止“虚报损耗”——有的年份，运粮船明明走了“近道”，却按“远道”的里程报销运费；有的时候，同一批粮米，竟被重复登记“起运”和“实收”，制造“粮食盈余”的假象。为了厘清这些乱象，“影”独创了一套“双线核对法”：一条线按“时间”，记录粮船的“起运日、途经日、抵岸日”，确保行**实；另一条线按“数量”，记录“起运量、途中损耗量、实收量”，并要求每一步都有“监守官、船夫、卸粮官”三方签字，缺一不可。
这套方法推行不过半月，宣州漕运的账目便清晰了许多。王彦看在眼里，对“影”愈发信任，不仅让他参与“秋粮征收”的筹划，还允许他列席府衙的“议事会”——要知道，列席议事会的，多是从七品以上的官员，而“影”此时还只是个“无品阶的幕僚”。
可“影”并未因此自满。他知道，要真正在宣城立足，光靠算学和账目的本事还不够，还需在“民生实事”上拿出成绩。彼时宣州下辖的宁国县，正闹“蝗灾”，蝗虫啃食禾苗，百姓颗粒无收，纷纷逃往宣城城内避难。知府王彦急得团团转，召集官员商议对策，有人说“祭天祈福”，有人说“派兵捕蝗”，却都无切实可行的办法。
“影”在议事会上沉默了许久，待众人争论过后，才缓缓开口：“祭天无用，派兵捕蝗效率太低。晚辈倒有一法，可试之。”
王彦连忙道：“苏生但说无妨。”
“影”道：“蝗虫怕‘烟’和‘水’，可令百姓在田埂间挖‘浅沟’，沟中注水；再在田边堆‘干草’，待蝗虫聚集时，点燃干草，用浓烟将蝗虫驱入浅沟，使其溺水而亡。另外，蝗虫的幼虫‘蝻’，多藏在草根下，可组织百姓‘掘地三尺’，搜捕蝻虫，每捕一斤蝻虫，官府赏钱十文——如此，既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又能从根源上减少蝗虫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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