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端起茶杯，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孙友福掰着手指头：“第二，最棘手的是债务问题。一两千万的窟窿！这笔钱怎么解决？是市里兜底，还是东投集团接手？或者我们平安县背？这可不是小数目！解决了债务，接下来呢？近千号工人等着发工资，机器设备要更新，产品要重新生产……这投入就是个无底洞！接着又感慨道，一个县属国企，上千工人，这人员这么臃肿，怎么办，也是问题。第三，”他加重了语气，“我们高粱红酒厂这两年一直在扩建，产能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现在突然在曹河县再设一个生产基地，管理半径拉长，成本急剧上升，市场风险也加大。从经济效益上讲，未必划算啊。”
他看着我笑着说道：“朝阳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粗浅看法。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税收怎么算？如果生产基地设在曹河，税收大头归曹河县，我们平安县出技术、出品牌、出管理，最后可能落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结果。红旗书记是我们的老领导，谈判起来，我们平安县恐怕占不到便宜啊。说白了，平安县相当于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嘛。这一点，从平安县委、县政府的角度讲，肯定是不太情愿的。”
孙友福的话很实在，把困难和顾虑都摆在了桌面上。我理解友福的立场，作为县委书记，他首先要对平安县负责。
“友福啊，你的顾虑我理解。”我放下茶杯，“但市委于书记亲自交办，张市长也多次强调，这是关系到曹河县稳定和发展大局的政治任务。我们讲政治，顾大局，再难也要想办法推进。当然，前提是要保障平安县的利益不受损。既然是谈判嘛，大家有来有往，你说说看，你们有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