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在古代，无论是否设有女学堂，女子与“应试取士”的路径都没有交集。不存在“偷偷进女学，再冲刺科举”的可能。
即便某些作品绕开了考试资格限制，安排女子“匿名应试”“天降奇才”，但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官员，而女子无仕途，无从实现“逆袭”。
在古代社会结构中，男子考中举人、进士，可直接进入官僚系统，从县令、主簿、知府一直升至宰相。而女子，即使写出八股文，拿到“状元”，也无处安放。她既无法入朝为官，也不能参与治理，顶多成为“私塾女师”、“家中幕僚”之类边缘身份。
《明史》中记载的“文士女子”往往只能靠着书立传或成为文人之妻，在私领域发挥才学，远远无法像男士一样“朝堂有位”。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女子科举逆袭”根本无从实现。
“才女”不等于“官员”，社会评价体系不同。历史上确实有众多才女，但她们与官员体系是完全脱钩的。比如李清照、班昭、蔡文姬，她们的文学、史学、书法成就斐然，但社会对她们的期待是“内修其德”，而非“外任其职”。
清代女性作家纪昀的夫人“刘氏”，据称能背诵《春秋》，评论文章不输丈夫，但她的地位仍然局限于家庭。“妇德”、“贞节”、“女训”始终是社会对才女的道德底线，若敢越雷池一步，反而会被视作“不守妇道”。
简而言之，才华可以有，但必须藏于闺阁，不得外显；作品可以传，但最好署夫姓。这种根深蒂固的礼教伦理，使女子“靠文采搏仕途”的幻想彻底落空。
古代科举竞争极其激烈。据《清会典》记载，清代会试时每次参考者约六千人，录取者不过三百，录取率仅5%；乡试中举比例更低，仅2%左右。哪怕是寒窗十年、父祖三代耕读积累的男性，也多半落榜收场。
在这样严苛的考试体系中，女性即使有机会入场，所面临的竞争和资源劣势更难逾越。连男性都“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女性根本没资格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