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唐正式建立、到清代废除，历经一千三百余年，却始终对女性关闭大门。无论在何种朝代、什么身份的女子，哪怕她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制度性的性别排除。
《唐律疏议》中早有明确规定：“女不得仕”，即女子不能担任官职。而科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选拔官员，自然不可能开放给女性。即使宋代女性教育风气相对开放，出现了诸如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才女，她们的文学成就再高，也与科举无缘。明清之际，女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内训”、“贞节”，而不是为了入仕。这种制度性屏障，是写“女主考科举”之前首先要理解的背景。
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品中，为女主角参加科举找出路的方法是“女扮男装”。然而在历史上，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不仅不能逆袭，反而可能送命。
科举制度对于身份审查极其严格，尤其在明清时期，设有“童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多个层级，每一级都需登记户籍、年龄、宗族信息，还有保结人作保，甚至要求三代家族背景清白。如果是冒名顶替，或者代考，一经查实即是重罪。《明会典》明确规定，冒籍、诈试者“斩决”，即处以死刑。女扮男装不仅违法，而且难逃各层身份核验。
在清代，有人因代考被处以流放，还有考生因冒名顶替被凌迟。更不用说女子假扮男子，暴露风险极高，根本无法在系统中通行无阻。
穿越小说中“女主天赋异禀、博览群书”的设定常见，但历史上的女性能读书识字，已属凤毛麟角。
以清代为例，全国人口超过三亿，女性识字率却不到3%。民间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绝大多数家庭不会花费资源培养女儿读书。女子识字多用于家中记账、绣花样样谱、读佛经，极少有人系统学习儒家经典。
而科举的核心内容，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朱熹《四书集注》，结构复杂、字义晦涩，非寒门子弟可以轻易攻克。即使偶有女子受到父兄熏陶，得以读书识字，也远远达不到科举应试的水准。更何况，考试题型如“八股文”，本身就是以官方标准格式答题的死功夫，极难突破。
“女子学堂”≠科举备考班，内容天差地别。
晚清以降，女学兴起，一些人误以为这是“女考生”萌芽。其实不然，清末民初的女子学堂，课程内容并非科举标准，而是以识字、算术、女德教育、家政为主。
清政府在1907年才首次尝试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目的是培养女子教师，而不是开放仕途。1905年科举废除前，女性依然完全没有参加科举的渠道。民国之后虽取消科举制度，女性才逐渐获得教育与考试的机会，但那已经是20世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