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九郎那瞬间的失态，像一枚投入冰湖的石子，在我冻结的心底激起一圈微弱的涟漪，随即又被更深的寒冷吞没。
那短暂的慌乱和痛楚，是真的。可那又如何？那句“小妹妹”的冰冷回绝，那碗摔碎在雪地里的红豆汤，还有他台上台下判若两人的平静，都是真的。那点微弱的涟漪，不足以融化我心底的坚冰，反而带来更尖锐的困惑和无处发泄的痛楚。
我关掉了电视。演播厅里山呼海啸的欢腾被瞬间掐灭，房间里只剩下窗外风雪呜咽的低鸣，以及我自己沉重得如同擂鼓的心跳声。那热闹太刺眼，太讽刺。我把自己更深地埋进沙发角落的阴影里，毛毯裹紧，仿佛这样就能隔绝整个世界，隔绝那个让我心碎又困惑的名字。
自那晚之后，我彻底把自己缩进了坚硬的壳里。
我搬出了张云雷家。那个曾经给我无限温暖和庇护的港湾，如今每一寸空气里都似乎残留着令人窒息的回忆——杨九郎偶尔来做客时留下的爽朗笑声，他坐在沙发上和张云雷对活时的专注侧脸，甚至是他习惯性放在玄关的那把旧折扇……一切都成了扎在心上的刺。
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小的单间。房间朝北，终日不见阳光，墙壁薄得像纸，能清晰听到隔壁情侣的争吵和楼上婴儿的啼哭。但这很好，这里的冰冷和嘈杂是陌生的，不会勾起任何关于“家”和“他”的联想。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业里，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用厚厚的专业书籍和密密麻麻的笔记填满每一分钟清醒的时间。只有在被知识的海洋彻底淹没时，心口那道狰狞的伤口才会暂时麻木。
我切断了和德云社后台的所有联系。电话拉黑了杨九郎，也刻意避开了张云雷频繁的来电和微信轰炸。我知道他在找我，电话不接，他就发长长的语音，语气从最初的焦急、担忧，到后来的疲惫、无奈，甚至带着点压抑的怒气。信息里字字句句都在问：“晚晚你在哪？”“跟哥说句话！”“别任性了，回家！”……最后一条，语气沉重得像是叹息：“丫头，哥知道你难受，可你不能这么躲一辈子。九郎他……”
“九郎”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指一颤，手机差点脱手。后面的话我没看，直接按灭了屏幕，把手机狠狠塞进抽屉最深处，仿佛那是什么洪水猛兽。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又酸又胀。张云雷什么都知道。他目睹了我的狼狈，我的崩溃，他甚至用台上砸挂的方式，试图撬开杨九郎紧闭的心门。可结果呢？是杨九郎更彻底的沉默和回避。这像是一场三个人的哑剧，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角色里，痛苦不堪，却无人能解。
日子在自我放逐的冰冷里，缓慢而粘稠地向前爬行。窗外的积雪化了又积，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转眼就到了腊月二十七，年关将近。
这天下午，我窝在冰冷的出租屋里赶一份期末论文，手机在抽屉里执着地震动起来。嗡嗡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我烦躁地皱眉，本想置之不理，可那震动持续不断，带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