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鞋里的存款单被体温焐得发软，指腹摩挲时能触到纸面的纹路，像摸着二十年来磨豆腐磨出的老茧。
我蹲在菜市场角落的豆腐摊前，看老伴王建国用竹片刮着木桶里最后一点豆浆，晨光把他鬓角的白霜照得发亮——那是上个月在雪地里摔的，当时为了护住肩上的黄豆，后腰硌在结冰的台阶上，到现在还贴着止痛膏。
大儿媳李梅来的时候，塑料凉鞋在青石板上敲出清脆的响。
她新做的美甲是番茄红，十根手指在晨光里晃得人眼晕，比我们泡豆子的陶盆还要鲜亮。
“妈，”她蹲下来帮我系围裙，钻石戒指刮过我手腕的冻疮，“您和爸别总在这儿遭罪，刘强说周末接你们去家里住。”
说话间她的目光扫过我装钱的铁皮盒，锁扣上的红漆早被摸得发白。
我下意识把脚往棉鞋里蜷了蜷，鞋跟处的补丁是用刘强穿旧的校服改的，布料硬邦邦地抵着脚踝。
二十年前他考上重点高中，我和老王在夜市摆了三个月的豆腐摊，凑够了两千块学费，那时他抱着我们哭，说“等我赚钱了给爸妈买楼房”。
现在他的楼房在市中心，一百二十平的客厅铺着米色地毯，却容不下我们装黄豆的麻袋。
晌午收摊时，老王咳得扶着三轮车直不起腰。
我解开蓝布围裙，数着铁皮盒里的零钱，硬币上还沾着豆渣。
“要不，把钱给孩子们分了吧？”老王擦着汗，手背上的老年斑比去年又多了些，“八十万，一人四十万，咱住养老院去。”
我捏着存款单没说话，想起上个月李梅来摊前，看见我们吃凉馒头就咸菜，皱着眉说“现在谁还吃这个”，转身把刚买的榴莲塞进车里，那股香味盖过了豆浆的豆腥，却盖不住她指甲缝里的香水味。
夜里住在大儿子家，客房的暖气烘得人发闷。
我摸着棉鞋里的存款单，新换的单子边角还锋利，划得脚心有点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