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保城电子厂，车间里传来此起彼伏的报捷声。当第一台印有"中兴二代"鎏金标识的彩色电视机在流水线上完成最后调试，何大清的手掌在控制台边缘留下了细密的汗渍。这台集合了他前世记忆中CRT显像管改良技术的机器，造价不过280元，却让保城市和昌平市家家户户都出现了中兴二代彩色电视机。
作为国内首批掌握PAL制式解码技术的团队，何氏研发组在1968年冬突破了彩色信号稳定传输的世界性难题。当保城市委大院的第一台样机收到中央台测试信号时，正在开会的市委书记被屏幕上跃动的五星红旗惊得碰倒了搪瓷茶杯——那抹正红色，比会议室悬挂的锦旗还要鲜艳三分。凭借自研的一体化集成电路板，中兴二代的能耗比进口彩电降低40%，三个月内便占据华北地区70%的市场份额，连供销社的送货员都笑称"自行车后座绑的不是彩电，是老百姓的新年愿望"。
真正让何大清心跳加速的，是VCD录放机的诞生。这个融合了前世记忆中激光读取技术的长方体设备，在1969年春季广交会上引起轰动。当邵氏集团的采购经理看到样机演示《大闹天宫》时，胶木眼镜片后的瞳孔骤然收缩——这个比录像带清晰度高三倍的机器，仅售120元，不到进口设备的五分之一。三个月后，载着5000台首批产品的货轮驶离保安港，货单上"Made in Baocheng"的烫金字样，悄然叩开了东南亚家电市场的大门。
站在维多利亚港的星光下，何大清看着邵氏影城外墙闪烁的霓虹灯，突然想起前世在录像厅看到《英雄本色》时，后排中学生模仿周润发叼火柴的场景。这个发现让他脊背发凉——当香江影视通过技术优势构建文化输出体系时，内陆还停留在"电视台每天只播两小时"的原始阶段。
与邵逸夫的合作充满戏剧性。在半岛酒店的谈判桌上，这位影视大亨盯着何大清递来的VCD样片，忽然用宁波话笑道："后生仔，你这机器要是能配上我们的片子，整个南洋都要认咱们的台标。"最终达成的30%持股协议，不仅让"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当年元旦开播，更搭建起技术与内容的双向通道：邵氏的摄影棚里，二十名保城选派的技术员跟着香港师傅学习分镜剪辑；而中兴二代电视机的开机画面，从此多了一抹代表合作的紫金配色。
这场商业联姻创造了奇迹：1970年香港电子展上，搭载邵氏片库的"中兴套餐"被抢购一空，单月创汇突破70万美元；保城技校的毕业生在九龙塘影视基地实习时，首次接触到工业化制片流程，其中三人后来成为内陆首批电视导演。但何大清在香江分厂时，看到年轻工人用英文讨论美剧剧情的场景，心中的喜悦突然蒙上阴影——技术输出带来的财富，终究抵不过文化输入的侵蚀。
回到昌平的第一个深夜，何大清回忆起前世因写材料看过的八十年代的一篇《文化市场调研报告》：全县57家录像厅中，62%播放未经审查的境外影片，某乡镇放映《大西洋底来的人》时，竟出现青年模仿主角戴蛤蟆镜跳水的溺亡事故。更让他不安的是中学调研数据：超过40%的学生认为"外国电视剧里的生活更自由"，而能完整讲述长征故事的学生不足15%。
他又想起前世看到的场景：千禧年后的街头，穿着韩版服饰的少年对着手机屏幕傻笑，却对烈士陵园的祭扫活动敷衍了事。历史的重叠让他冷汗直冒——如果不在80年代筑牢文化根基，当外来文化借着技术优势长驱直入时，再想收复阵地将难如登天。
只是，现在让何大清大力发展影视业，狙击将来可能出现的境外文化侵袭，何大清真心是不敢。于是，他向上级发了关于运用广播电影电视构筑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请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