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宗室重臣兼河北道行军总管，李神通的这一战略撤退绝非随意之举。据《唐六典·兵部》记载，唐代边将"；凡有军机大事，须遣使驰驿奏闻"；。
这一制度沿袭了隋代成熟的军事管理体系，要求前线将领在作出重大战略调整时必须及时向中央朝廷汇报。李神通在率军撤往相州后，立即通过驿站系统向长安递送了"；露布"；（紧急军报）。
这份军报的内容完全符合唐代军事文书规范：首先详细陈述了撤军理由，包括"；贼势浩大，粮械不继"；等实际情况；其次汇报了新防线的部署情况，特别是相州的防务安排；最后提出了需要朝廷协调的事项，如调拨黎阳仓粮秣、联络李世积部等具体请求。
《资治通鉴·卷188》明确记载："；神通退保相州，遣使告急"；，这一记载不仅证实了李神通确实执行了奏报程序，更说明其程序完全合乎典制。
唐代的驿站系统在此次军情传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唐六典》记载，重要军情需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递，确保确保五日可达长安，让朝廷能够及时掌握前线动态并作出相应部署。
李神通选择相州作为新的防御据点，既考虑了地理优势，也兼顾了与黎阳仓等后勤基地的呼应关系，这种战略布局同样需要获得朝廷的认可和支持。
这一事件生动展现了唐初军事制度的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严格的军事指挥纪律，即便是宗室将领也必须遵守奏报制度；二是完善的军情传递系统，确保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三是战略决策的规范化流程，重大军事行动必须经过朝廷认可。这些制度的确立，为后来唐王朝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此外，这场战略撤退的深意，在半月后的黎阳会师中显现端倪。李神通与李世积合兵五万背靠永济渠，如同在窦建德与王世充势力范围之间打入楔子。而仓促接管洺州的夏军，很快发现要维持这座孤城的运转，竟需每日从二百里外运粮，而且，永济渠的漕船，正暴露在唐军黎阳大营的兵锋之下。这场看似夏军攻城略地的胜利，实则埋下了武德四年虎牢关大战的战略伏笔。
唐朝朝廷在关注李神通部战略退守相州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其他军事势力的震慑，为了防止窦建德、王世充合流，急忙调遣左武卫将军秦武通加强洛阳东线。
秦武通奉皇上李渊谕旨军令，率五千精骑突至洛阳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