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些不是想贬低谁或是想抬高谁，只是为了说明刘娥在天圣元年所做的这些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的决定可堪称圣君所为，虽然她并不是君王。
我们细看刘娥在天圣元年的这一系列作为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事都是她在干，而宋朝的一帮宰辅大臣似乎无所作为，我们甚至都很难在史书里找到这一时期他们与刘娥之间关于施政方针的对话。那么，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呢？按理说他们是辅政大臣，他们才该是这一时期里的历史主角，就像当初的丁谓那样。可是，事实确实如此，在这一年里刘娥才是主角，而他们这帮宰辅大臣在史书里甚至连个配角都谈不上。
在几位宰辅大臣里面，王曾、吕夷简和鲁宗道在这年之初就被刘娥派到外地去出公差，他们或是去整顿积弊益甚的全国茶政，或是去治理水患，单是这些事足够把他们忙得晕头转向。至于另外两位顶级大佬曹利用和冯拯，前者根本就不是个治国理政的料，而冯拯在这年伊始就变成了一尊过河的泥菩萨，他对于在历史舞台上跟刘娥抢戏这种事完全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病了，而且是病到了药不能停的程度。
时势造英雄，刘娥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和境遇充分印证了这句话。试想：如果不是赵恒在五十出头的年岁上就驾鹤西去，如果不是赵祯年龄太小，那么刘娥在历史上绝不会拥有后来的地位和声誉。在她成为皇太后之前，她绝对可以被称之为命运的宠儿，不管她早年的经历有多么的曲折和心酸，但命运最后未曾亏负于她。毫无疑问的是，当她被自己前夫龚美给卖掉时，她万万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大宋的皇后，更不会成为什么皇太后。当赵恒驾崩之后，或许连她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的好运到头了，但她真正的好命其实才刚刚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刘娥和武则天的命运其实很相似，就连她俩的老公也是如此。李治和赵恒都在生命的晚期遭遇到了风疾的困扰，而这顽疾也正是导致他们最终撒手人寰的元凶，但这也正好给他们那本就精明强干的老婆大人提供了在幕后接触国家政务和机要的契机，甚至可以说，她们在成为皇太后之前的那几年时间里其实就已经在行使帝国君主的权力。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们在成为摄政皇太后以后在驾驭各自帝国的这辆超级马车时会显得那般轻车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