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尽办法给国库攒钱之后，刘娥又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儿子赵祯。倒不是说她想从赵祯的身上搞钱，她只是觉得现在应该以赵祯的名义向全天下的老百姓施恩，而她的这份灵感正是来自于她的老公赵恒。
当年刚刚继位的赵恒也是被自己的老爹赵光义给坑惨了，他登基之后本想给自己的子民们来点恩惠，但奈何囊中羞涩实在是给不出什么好处，于是王钦若就建议他免除老百姓之前数十年里所拖欠的全部赋税和租税，如此可比什么赏赐实惠太多了。如今距离赵祯继位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刘娥这时候终于想起了这事，可好饭不怕晚，随着刘娥下令免除天下百姓之前所积欠的各种赋税，宋朝的好多百姓再又变得是无债一身轻。
需要特意提到的是，新皇继位就得下令免除天下百姓之前所欠朝廷的各种税赋，这个政策正是从这时候起被当成了宋朝后世的各位皇帝一以贯之的不成文的定式。如此所为，刘娥可谓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世。
不难看出的是，刘娥以上的这些所为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在转悠，那就是如何让国家的财政收支恢复平衡乃至是扭亏为盈。这本是一个财政大臣应该去做的，但宋朝此时最为出色的经济学家和财务管理专家却是那个早已远赴海南岛看鲸鱼的丁谓。
以丁谓之才，他绝对能比刘娥干得更好，遗憾的是，身为臣子以及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丁谓即使能做这些事却也不会做，因为他的出发点和本意都是为了给自己谋权，而非为民谋福，他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自己。这也怪不得丁谓，他再怎么能干也只是一个高级皇家打工仔，而这就是他与刘娥的区别之所在。刘娥不是打工仔，而是老板，这也就注定了某些丁谓能做却不想去做的事放在刘娥身上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从这一点上来说，从对国家和百姓的贡献上来说，刘娥比丁谓更有资格被称之为此时大宋的第一经济学家。
我们这里之所以要给刘娥戴这么一顶高帽也是另有原因，这便是我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件事：天圣元年，世界历史上由国家承认并经由政府独立发行的第一张纸币在成都诞生了，后世之人将其谓之“官交子”。
话说位居蜀地的成都平原历来号称天府之国，这里不但物产富饶，而且商业也极其发达，在唐朝时当时的“益州”就已经是与长安、洛阳和扬州齐名的超级大都会。到了宋朝，在经历了王全斌灭蜀以及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蜀地再又慢慢恢复了它昔日的荣光和元气。不过，蜀地缺铜，再加上宋初时期蜀地的绝大部分金银玉器都被朝廷搜刮进了开封城，如此一来就导致当地市面上所流通的货币多以廉价的铁钱为主。据说当时的蜀人为了买一匹上等的绫罗需要支付数百斤重的铁钱，这种极为不便的商业支付模式和方式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蜀地的商业和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