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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焦虑之余，只好适应新的形势。
在澳门，安东尼奥总督和议事会对郑芝龙的迅速崛起感到极度不安。他们亲眼看着这个曾经的“合作者”（与李旦、颜思齐时代有过贸易往来）变成了一个手握合法权力的垄断者。
“他现在的权力，比任何葡萄牙总督或荷兰司令都要大，”安东尼奥在议事会上警告道，“他一个人就控制着从生丝产地到最终市场的整条链条。我们以前需要和中国的官员、行商、水师等多方周旋，现在，似乎只需要通过他一个人了。这简化了流程，但也将我们的命脉置于他一人的喜怒之下。”
澳门不得不迅速调整策略。他们派出了正式的代表，携带厚礼，前往厦门（郑芝龙将活动中心逐渐转移至此）祝贺郑将军荣膺新职，并“主动”表示愿意遵守新的海上规矩，购买令旗，缴纳饷银。
郑芝龙对澳门使者还算客气。他记得澳门与早期华人海商的联系，也看重澳门作为与欧洲贸易窗口的价值。但他开出的条件同样明确：澳门葡人的船只必须悬挂郑氏令旗；其在广东的贸易活动，不得损害郑氏的利益；并且，暗示希望获得更多来自澳门的西洋火器和技术。
澳门被迫接受了这些条件，用金钱和一定的技术输出，换取在郑芝龙新秩序下的生存空间。这种关系，比以往更加不对等，让澳门的葡萄牙人深感屈辱，却又无可奈何。
荷兰人则不仅误判了形势，还充满了对郑氏们敌意。
与澳门的顺从不同，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郑芝龙的招安和崛起充满了警惕和误判。
最初，一些荷兰人甚至抱有幻想，认为郑芝龙被招安后会受到明朝官府的制约，力量会被削弱，或许会更愿意与VOC合作，共同对付葡萄牙人。他们派出了使者，试图与这位“郑将军”重新谈判贸易条件。
然而，郑芝龙的回应强硬而清晰。他要求荷兰人必须像其他人一样，购买令旗，遵守他的规则，并停止一切针对中国船只的劫掠行为。他甚至要求荷兰人退出台湾（至少是停止扩张），否则将视为对大明海疆的侵犯。
荷兰使者悻悻而归。VOC高层得出结论：郑芝龙非但不是合作伙伴，反而是比明朝官府更直接、更强大的敌人。他利用官方身份，正在系统地、合法地排除所有竞争对手，建立他个人的海上绝对霸权。
“我们必须打破他的垄断！”荷兰总督愤怒地宣称，“他以为有了明朝的一纸文书，就能让我们屈服？我们要让他知道，海上的规则，最终是由大炮来决定的！”
对抗的情绪在热兰遮城蔓延。荷兰人开始更加积极地联络郑芝龙的其他海上对手（如海盗刘香），加固台湾的防御，并计划着用一次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游击将军”。
“五虎游击将军”这个名号，在郑芝龙的运作下，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官阶含义。它代表着一个融官方权威与私人武力、合法贸易与海上垄断于一体的、空前强大的地方霸权。郑芝龙巧妙地游走在体制的内外，利用帝国的漏洞，构建起自己的独立王国。
他不仅继承了李旦、颜思齐的遗产，更将其发扬光大，达到了前人未曾企及的高度。闽海的新龙王，已然归位，翻云覆雨，搅动四方。而一场由他主导的、与欧洲最强海上力量之一的正面碰撞，也已在所难免。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汹涌，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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