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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双方都意识到谁也无法轻易吃掉对方的情况下，一个基于现实利益的交易达成了。
1628年（明崇祯元年）初，经过崇祯皇帝御批（更多是形式上的），招安诏书正式下达。
诏书以华丽的辞藻赞扬了郑芝龙“深明大义”、“率众来归”的“忠勇”，然后宣布了任命：授郑芝龙为“五虎游击将军”（这是一个介于正式武官和杂号将军之间的职位，品级不算极高，但权责可大可小，极具弹性），命其率所部水师，驻防福建沿海，负责剿匪安民，保障航道安全。诏书并未明确限定其驻地和兵力，这实际上默认了郑芝龙对现有武装和地盘的控制。同时，朝廷“象征性”地拨发了一笔粮饷，并默许了郑氏集团在海上贸易中的特殊地位。
消息传出，各方反应不一。
在郑氏集团内部，多数头目对此表示欢迎。这意味着他们从“海寇”洗白成了“官军”，不仅可以免除被朝廷围剿的风险，更能利用官身更方便地做生意，甚至可以去“剿”那些不听话的竞争对手。但也有少数野心勃勃或疑虑重重者，担心受到朝廷规矩的束缚，或被卸磨杀驴。
在福建官场，许多官员对此忧心忡忡，认为这是纵虎归山，将来必成大患。但迫于形势和巡抚的决定，也只能接受。在澳门，安东尼奥总督得知消息后，心情复杂。“五虎游击将军……”他沉吟着这个官职，“这意味着他拥有了合法的外衣。以后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海盗头子，而是一个拥有明朝官职、却控制着私人舰队的海上军阀。与他打交道，将更加复杂。”
最感到失望和警惕的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原本期望明朝官府与郑芝龙长期争斗，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如今郑芝龙被招安，实力无损反而更具合法性，这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算盘。巴达维亚的总督们意识到，今后与中国的贸易，恐怕更难绕过这个强大的“郑将军”了。
郑芝龙本人，在台湾接到了正式的诰命和官服印信。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跪接诏书，三呼万岁，做足了表面文章。但当他起身，穿上那身崭新的游击将军官服时，眼中闪烁的并非对皇权的敬畏，而是一种冷静的、近乎嘲讽的掌控感。
“朝廷的官帽，不过是我的一件新工具罢了。”他对身边的心腹说道，“从此以后，我们剿匪是奉命行事，收税是维持军饷，垄断贸易是保障海防。以前做不到、名不正言不顺的事，现在都可以做了。”
招安，对郑芝龙而言，绝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起点。他成功地利用了明朝帝国的虚弱和官僚体系的惰性，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他从一个被追剿的海上豪强，一跃成为了手握合法暴力、深受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尽管是名义上的）。朝廷抛出的招安牌，本以为能束缚住这头猛兽，却不知反而为他解开了最后的锁链，为他那空前庞大的海上帝国，披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合法外衣。
闽海的新龙王，已然加冕。只是为他加冕的，并非紫禁城中的皇帝，而是他那无人能敌的舰队和洞察时势的权谋。新的游戏规则，正在由他亲手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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