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疑窦更深。薛红就算再奢侈，也不可能在一年多时间里挥霍掉四十万。这笔钱的去向，恐怕没那么简单。难道廖文波……也配合着田嘉明，在金额上做了手脚？
我看着杨伯君，缓缓说道：“伯君，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这笔设备款，东北厂那边，到底有没有足额给胡玉生他们？或者说，有没有证据表明，胡玉生他们实际收到的钱，少于合同金额？”
杨伯君还是摇头：“县长，这些深挖细查的工作，都是廖局长他们在负责，我们工作组只负责前期的清查和移交线索。我们移交时，确实指出了合同价格虚高、付款异常等问题，并提供了相关账目凭证，具体侵吞数额的最终认定，是公安刑侦部门的职责范围。”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补充道，“不过……县长，那天晚上，就是曹县长他们喝多了那次，我从窗户外面……看到廖局长和曹县长喝了好几杯，气氛……挺热络的……”
我心里明白杨伯君的暗示。同在一个县里工作，干部之间不可能没有交往。相互敬杯酒，说几句场面话，甚至在某些事情上达成默契，都是官场常态。要求同志们之间完全不交流、不往来，既不现实，也容易制造隔阂。关键在于，这种交往的底线在哪里？是否损害了原则和公义？曹县长是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田嘉明和廖文波和他私下接触频繁，这本身确实值得警惕。
“我知道了。”我没有继续追问，“这件事，不要对其他人提。”
“明白，县长。”杨伯君点头。
下午五点钟，晓阳风尘仆仆地从市里赶了回来。她提着一个帆布包，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明亮。
“三傻子，我紧赶慢赶，总算在晚饭前回来了。”晓阳放下包，一边换鞋一边说，“满江部长和二嫂的父亲邢老都来了，他们对咱们有恩，咱们要是不露面，别说外人，就是老家的亲戚都得说咱们不懂规矩，忘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