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后的声音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和沉重的嘱托：“我胡延坤，在东洪干了一辈子，临了临了，就这一个心愿：求个安稳！求个体面！给东洪的干部队伍，留条活路！给咱们这些老家伙，留点最后的尊严！超英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只有刘超英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透过听筒清晰地传来……，晚上，老地方吧。
老吕家菜馆的雅间里，炉火映着几张心事重重的脸。胡延坤把电话里的话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砸在桌面上，激起无声的涟漪。他环视着刘超英、刘进京、吕连群、老曹县长、人大副主任王进才，浑浊的眼睛里被一种深沉的疲惫压抑着。
“诸位老哥，”胡延坤的声音嘶哑，“玉生栽了，我认。是我教子无方，家门不幸。但今天请大家来，不是为我胡延坤哭丧，也不是替我儿子喊冤。”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张脸，仿佛要将他们心底的盘算看穿：“咱们在座的，谁没在东洪石油公司这块‘自留地’里，给自家亲戚、老部下、递条子的人安排过位置？谁没沾过那‘安置费’的光？吕振山进去了，他扛不住，把玉生咬出来了。玉生进去了，他要是也扛不住呢？他经手过的那些钱，那些关系，他脑子里那本账，能经得起田嘉明那帮人的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