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连群离开后，我独自坐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沉思。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斜地照进来，桌上的青瓷茶杯还冒着袅袅热气，升腾的水汽模糊了我的视线，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吕连群提到的那个青瓷瓶。一个看似普通的古董，竟牵扯出检测报告造假、干部勾连的丑闻。我的内心不禁泛起一阵波澜，忍不住自问：这还是当初的我吗？为何会选择妥协？按说我该雷厉风行，直接安排公安局找周海英拿回瓶子，怎么反而和坤豪公司做起了交易？明明东洪县的干部也该承担责任，为何要把责任全推给坤豪公司？这是否违背了我的初心？此刻我感慨万千：清官难做啊！若真要彻底追究责任，东洪县从县到乡到村三级班子中所有参与造假的人都该绳之以法，但现实告诉我这不可能——那样只会让东洪县彻底乱套，既不符合市委的工作大局，也损害群众利益。成年人就是在一次次妥协与无奈中成长，谁都想做海瑞，但做海瑞实在太难了。
我手里看着关于降低提留统筹和地方附加的工作方案，我心里又添了几分忧愁：明天的常委会恐怕不会轻松。
此刻的沈鹏，虽然市委文件已下达，但县里的程序还需走完，加上他是李显平的外甥，冉国栋做事也不好太绝，因此既没限制沈鹏的自由，也没对他采取特殊措施，只是实事求是地希望他讲出瓶子的来龙去脉。
吕连群确实当了个合格的信使，从我的办公室出来后，他脚步匆匆，马不停蹄地去找毕瑞豪。而作为县农委主任，若能让坤豪公司承担应有的责任又不伤其根本，同时为粮食减产找到“理由“，吕连群这次就算支持了县委工作，在复杂局面中展现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