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手握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兵马号称二十万。他能起兵谋反，是长期经营的结果。这三镇皆为边防重地，安禄山长期经营，培植心腹，控制军粮，屯田自给，甚至架空中枢派来的监察。再加上玄宗宠信，中央对其节制逐渐松弛，这才酿成大患。而且，即便如此，安禄山也要打着“诛杨国忠、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可见谋反仍需政治包装。
曹操之路：奉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并非凭兵权起家，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之所以能成事，是因为先控制了皇帝，继而掌握了官僚系统、财政和军队。没有奉汉献帝的名义，他的权力基础根本立不住脚。哪怕曹操手握大军，每一次战役都要调集各路文臣武将合力运作，涉及粮草、后勤、战略统筹，绝不是单凭“我有兵，我就反”的逻辑。
朱温之乱：在乱世里趁势而起
朱温（朱全忠）篡唐建梁，是晚唐政局腐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纲崩坏的产物。朱温之前是黄巢部将，后来投降朝廷，被任命为节度使。他的崛起，是借助晚唐朝廷对藩镇的放纵和中央的孱弱。在此背景下，他收揽兵权、兼并邻镇，最后兵临长安。不是他一声令下三军跟随，而是他在乱世中挟持朝廷、蚕食同僚，逐步取胜。
这些历史案例说明，所谓武将造反，不是单靠兵权，更多是依赖时局衰败、政治真空、长年经营和复杂的政治操作
为了防止武将擅自调兵造反，历代王朝都设计了多重防线：
1.兵符制：如汉代的虎符、符节分两半，一半在中央，一半在将军手中，调兵需合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