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的贸易网络呈现出鲜明的层级结构。在东南亚，他们以泉州、广州为基地，在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设立中转港，交换香料、象牙、珍珠等热带物产；在印度洋流域，则通过三佛齐的中介，与阿拉伯商人交易乳香、琥珀、玻璃器；而中国输出的瓷器、丝绸、铜钱则成为“海上通用货币”。1987年发现的“南海一号”南宋商船，船舱内出土数万件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以及东南亚的胡椒、槟榔，印证了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
商业运作模式亦颇具近代色彩。海商普遍采用“合本”制，即多人集资造船，按股份分配利润，如《夷坚志》记载“海贾张生，以船致富，凡三往三返，获利数倍”。为降低风险，他们还发展出“船货保险”雏形，“舶商之船，自苏门答腊回帆，遇风涛则祷于海神，货损则市舶司代偿十之三”（《宋会要辑稿》）。这种商业智慧使海商积累了惊人财富，泉州商人李充“造巨舰，赍丝绸、瓷器，浮海至大食，获利百倍归”，其资产可与州县财政相颉颃。
三、版籍新章：商籍制度的初创与管理困境
随着海商群体壮大，传统“重农抑商”的户籍制度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北宋初期，海商仍被编入“坊郭户”，但因其常年出海、资产流动频繁，导致“人户虚实不可考，商税征收多有遗漏”（《宋会要辑稿·食货》）。熙宁五年（1072年），三司使章惇奏请“立海商籍，令诸州登记船主、纲首姓名、船货数目，岁终诣市舶司核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针对商业群体的专门户籍制度——“商籍”的萌芽。
商籍登记的核心是“人船绑定”与“资产报备”。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海商需在出发前向市舶司提交“公凭”（通行证），内容包括“船主姓名、船匠姓名、船上人员年甲、籍贯、货物种类、数量”，市舶司据此建立档案，称为“商籍簿”。这种登记制度解决了三大问题：其一，通过“公凭”防止海商勾结海盗或走私禁物（如铜钱、兵器）；其二，按货物价值预征“舶税”，分“抽解”（实物税，一般为10%—30%）和“博买”（政府优先收购）；其三，对归国海商核查货物，防止偷税漏税。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商籍登记显示，每年出海商船达180艘，年征舶税约60万缗，较北宋初期增长十倍。
但商籍制度在推行中面临多重挑战。其一是“隐籍”现象严重，海商为逃税常虚报船货，如“广州海商陈益，造三桅大船，载瓷器万件，报称‘杂物五百件’”（《宋会要辑稿》）。其二是户籍管理与海上风险的矛盾，海商因风浪滞留异国或遇难时，其户籍状态难以及时更新，导致“人已没而籍尚存，税仍征”的弊端。其三是官商勾结，市舶司官员常与海商“通同作弊，以贱价博买，高价转售”，如北宋市舶使潘美“私市乳香，违制当斩”，反映出制度执行中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