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权利限制：临时户籍不享有土着“主户”的土地所有权，仅可佃种官田或租种民田，且不得参与科举考试（绍兴五年后放宽至寄居满七年者可应试）；
3. 赋税义务：需按资产等级缴纳“身丁税”与“杂变之赋”，但可享受前三年赋税减半的优惠。
（二）管理体系与基层实践
为落实临时户籍制度，朝廷在路、州、县三级设立专门机构：路级设“安抚司”统筹流民事务，州级置“劝农司”负责土地分配，县级则以“保甲”为单位登记人口。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了三种典型模式：
- 江淮营田模式：将流民安置于废弃的屯田区，按军事编制分田耕作，如绍兴三年（1133年），李纲在荆湖北路设立“营田司”，“给流民牛种，使附籍营田，岁得谷数十万斛”；
- 两浙浮客模式：允许流民在城市周边搭建“浮房”，登记为“浮客”，从事商业或手工业，临安府的“瓦舍”区域聚集了大量此类人口；
- 福建占籍模式：对迁入山区的流民，允许“自占荒山为永业”，登记为“畲户”，缴纳少量田赋，这种模式客观上推动了南方山区的开发。
三、土客之争：临时户籍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
临时户籍制度虽为权宜之计，却在实施中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冲突。流民与土着的矛盾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涉及户籍权益、文化认同等多重维度，形成南宋初年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一）土地争夺与产权纠纷
土地资源的紧张使土客矛盾迅速激化。流民迁入后，或侵占土着“逃田”（因战乱抛荒的土地），或开垦河湖滩涂，导致“旧籍田主与新占流民争讼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四年（1134年），知平江府章谊奏报：“浙西膏腴之田，多为流寓占冒，旧主归业，反致失业。”更严重的是，部分流民与地方豪强勾结，通过伪造临时户籍“包占官田”，如镇江府“豪民大姓，多伪立侨寓之名，冒占官田至数十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