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坊制的核心是将城市空间从“封闭区块”转化为“开放网络”。官府拆除坊墙后，以“界碑”标明坊区范围，同时疏浚汴河、蔡河等城市水系，将交通网络与行政分区结合。熙宁年间，开封府尹曾布推行“筑御街，广二百步，两边民户各许占五步”，临街建筑需退让三尺作为“表木”界限，既保障交通，又明确产权（《长编》卷二百二十一）。这种“空间确权”的管理思维，标志着城市规划从政治象征转向实用主义。
在经济功能上，厢坊制打破了唐代“市籍”限制。唐代商人需登记“市籍”方可在指定市场营业，宋代则允许商人“各以所鬻之物，自为区肆”，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万姓交易”，寺内“庭中设市，四壁皆露屋”，百货杂陈（《东京梦华录》）。商业活动的自由化催生了专业街区，如潘楼东街的“鹰店”、州桥附近的“鱼行”、马行街的“医铺”，形成“行业集聚-空间标识-市场认知”的良性循环。
三、十等户制：城市户籍的资产化管理
随着城市商业繁荣，宋廷亟需建立与农耕社会不同的户籍体系。唐代城市户籍附属于州县，“坊正”负责登记人口，宋代则将城市户籍单独编册，称为“坊郭户”，与乡村“主客户”形成二元结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汴京坊郭户达十万余户，按资产划分为十等，“其坊郭户等第，旧以物力差科，至是令以屋税定等”（《宋会要辑稿·食货》）。
“十等户”划分的核心是“以资定等”。官府评估居民房产价值、商业资本及经营规模：上等户包括大商人、手工业主、官僚地主，拥有“瓦子”（娱乐场所）、邸店（仓库）等产业；中等户为中小商人、作坊主，如汴京“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等商铺经营者；下等户则是小商贩、佣工，如“提瓶卖茶者”“修补匠”等（《东京梦华录》）。这种划分突破了唐代“士农工商”的身份壁垒，将财富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
户籍与税收紧密绑定。坊郭户需缴纳“屋税”与“地税”：屋税按房产面积、结构估值，汴京上等户每间房年税可达数千钱；地税针对城市宅基地，按亩征收。此外还有“商税”，对行商征收2%的“过税”，坐商征收3%的“住税”，由汴京“都商税院”统一管理。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商税收入达70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15%，其中汴京商税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税收结构的变化，标志着城市经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