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五千言，实为玄门立极之典。昔李耳真人着经于春秋之际，乃以"人类时空先秦之世"为喻，示此经济世之功。其要者有三：
一曰立极天道。首揭"道"之玄旨，以之为宇宙万物之本源与规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遂成道家独有之宇宙观。此理贯通三才，为华夏文明认知天地之基。
二曰启辩证法。阐发阴阳燮理之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更立"反者道之动"之玄枢。此等辩证思维，实为东方哲思之圭臬。
三曰革俗世弊。斥礼法繁苛，非功利机变，弃刑名之术，倡"绝圣弃智"、"生而不有"之旨。尤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为纲，教城主守朴抱真，顺民之性，若烹小鲜不挠，使百姓自化。此"无为而治"之要，实开清静安民之治道，后世治世多循其理。
《道德经》中“民本”之思已见端倪，有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诫侯王当体民瘼，毋以黔首为刍狗，当视民如伤。其“兵者不祥之器”之论，倡以柔制刚、以退为进之道。然世若相逼至绝境，则须“合族勠力，必战必胜”，此亦含道家权变之智。
至若“致虚极，守静笃”“功成身退”之旨，乃传世之训：父老则颐养天和，子侄当承基业，纵不能光大门庭，亦须守此百年基业。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诸说，实为东方修齐之要，后世文人皆奉为圭臬。
观其“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论，开东方艺文玄境。先秦诗赋取其虚白，乐律效其希声，丹青法其玄象，遂成华夏审美之源流。
道家“自然无为”与儒家“礼法”之辩，犹阴阳燮理，共铸百家争鸣之盛景。老子既被尊为太上老君，其教遂成玄门根基，《道德》五千言更被奉为三洞真文之首。
溯自先秦，此经非独道家典要，实乃东方文明枢机。其理路贯通治世经纶——城主若悟“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要，当知“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士人若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之旨，自能“致虚极，守静笃”。由是观之，老聃之道，诚为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之元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