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突然拍响桌子：“拉贾斯坦邦！我们上个月在那里做过骆驼基因库普查。”他调出卫星地图，指尖点在塔尔沙漠边缘的红点上，“当地的拉其普特人相信，骆驼血液里栖息着祖先的灵魂，采集样本时必须举行净化仪式。但合作方为赶进度，伪造了仪式记录。”
张悦的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各国法律条文在屏幕上层层叠叠地展开。“六名志愿者是阿富汗难民，按照《全球数据隐私公约》第12条，跨境传输难民基因信息需要经过联合国难民署双重认证。”她突然停手，屏幕定格在某份文件上，“而我们的合作方，用旅游签证骗取了样本采集许可。”
李昂的虚拟形象突然闪烁了一下。“找到关联了。”他将两份基因图谱重叠，红色与绿色的序列在某个节点完美咬合，“去年泄露的禽流感病毒样本，经暗网流转到了印度私人实验室，他们用骆驼基因做载体进行了改造试验。”
窗外的天色由墨蓝转为鱼肚白时，林夏终于看清了危机的全貌。这不是单一环节的失误，而是科技傲慢、法律规避与文化漠视共同编织的陷阱。当生物学家专注于编辑效率时，没人在意人类学报告里关于“血液禁忌”的提醒；当程序员优化算法时，律师函里的风险预警被归类为“低优先级”。
“就像盲人摸象。”陈默擦掉白板上的冗余信息，只留下核心脉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相，却没人抬头看完整的图景。”
三、七十二小时
应急响应启动的铃声在全球七个时区同时响起。纽约的法律团队在晨光中冲进联合国大厦，新德里的人类学家跳上最早一班开往沙漠的火车，硅谷的程序员将睡袋搬进了服务器机房。
林夏在基因测序仪前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当她终于分离出异常序列时，屏幕上弹出周明发来的实时影像：在拉贾斯坦邦的圆形帐篷里，人类学家正用沙画演示基因编辑原理，部落长老们围着篝火，将骆驼粪撒在笔记本电脑周围——这是当地最高规格的祈福仪式。
“他们同意重新采集样本了。”周明的声音带着风沙的沙哑，“但要求必须由部落的巫医在场见证，还要将编辑后的基因序列刻在铜盘上供奉。”
张悦的视频通话突然切入，背景是日内瓦公约大厅的穹顶。“三国监管机构达成共识了。”她举着刚签署的文件，眼底的红血丝比文件上的印章更醒目，“我们提出的‘基因主权托管’方案被采纳了——难民基因信息由联合国托管，使用权限按季度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