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的成立仪式选在荷兰海牙，这个以国际法庭闻名的城市，似乎自带某种象征意义。当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在《全球基因编辑监管框架》上签字时，陈默注意到沙特代表签字时特意用了传统的阿拉伯文花体，而俄罗斯代表则在附加条款里着重标注了“国家主权高于技术协作”。
“这只是开始。”沃克把一份厚厚的章程推到他面前，封面烫金的“全球基因编辑技术监管联盟”字样在阳光下有些刺眼，“总部设在日内瓦，下设技术标准、风险评估、伦理审查三个委员会。我们给每个成员国分配了观察员席位，但决策机制需要进一步协商。”
真正的挑战在第一次常务会议上爆发。当技术标准委员会讨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禁区清单”时，德国代表汉斯·缪勒拍了桌子：“根据德国《胚胎保护法》，任何破坏胚胎完整性的编辑都应禁止！你们不能用‘治疗性目的’作为借口，这会打开优生学的潘多拉盒子！”
他的话音未落，印度代表阿米尔·汗立刻反驳：“缪勒先生，您的国家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三，而印度是千分之三十一。当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孩子因为地中海贫血症在五岁夭折时，她不会在乎什么‘完整性’，她只想要一个活着的孩子！”
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陈默看着争吵的双方，忽然想起自己在云南山区调研时的场景：一个彝族母亲跪在医院走廊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诊断书，她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基因编辑是唯一的希望。他清了清嗓子：“或许我们可以建立分级清单——绝对禁区（如增强智力、改变容貌）和相对禁区（如治疗致命遗传病），后者需要通过伦理审查和跨国评估。”
这个提议最终以微弱优势通过，但分歧像藤蔓一样悄悄蔓延。在风险评估流程上，欧盟坚持“预防性原则”，要求任何实验必须证明“绝对无害”才能开展；而美国则主张“风险可控原则”，认为过度保守会阻碍技术进步。当讨论到数据共享机制时，中国和巴西不约而同地提出“数据主权保留”，反对将核心基因库向联盟完全开放。
玛利亚·席尔瓦在会议间隙拉着陈默走到阳台。日内瓦的湖光山色在夕阳下格外温柔，但她的表情却很凝重：“你发现了吗？我们争论的不只是技术，是不同的生命观。欧洲人害怕重蹈纳粹的覆辙，发展中国家在和死神赛跑，而大国则在担心技术霸权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