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的美国社会因战争立场分裂为对立阵营。德裔美国人组织“美国保卫和平同盟”，在中西部城市举行大规模反战游行，高呼“不要为英国流血”；爱尔兰裔则因长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暗中支持德国削弱伦敦的势力。而英裔美国人与进步知识分子组成“干预主义同盟”，宣扬“为民主而战”的理念，呼吁政府支持协约国。
反战情绪同样高涨。妇女和平党发起“百万签名运动”，要求国会通过《中立保障法案》；高校学生成立“拒服兵役联盟”，抵制潜在的战争动员。但军工企业的扩张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底特律、匹兹堡等工业城市的工人因战争繁荣受益，对反战呼声充耳不闻。这种撕裂让威尔逊感慨：“保持国家团结，比维持中立更艰难。”
四、军事觉醒：从孤立到备战的转变
1915年的军事危机迫使美国打破“小陆军”传统。陆军部长加里森推动《1915年国防法案》，将常备军从12.7万人扩充至17.5万人，并计划建立40万人的国民警卫队。海军拨款翻倍，新建10艘无畏舰与30艘驱逐舰；陆军首次设立航空部门，在俄亥俄州建立飞行训练基地。
但军队仍面临严重短板：缺乏现代化重炮、坦克等装备，军官对欧洲新式战术（如毒气战、堑壕防御）了解有限。军事顾问威廉·克纳普警告：“若仓促参战，我们的士兵将成为活靶子。” 这种紧迫感加速了美国的军事转型。
结语：中立的裂痕与命运的伏笔
1915年的美国，在中立的面具下暗流汹涌。经济利益的倾斜、外交冲突的升级、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军事准备的加速，共同将这个新兴大国推向战争边缘。伍德罗·威尔逊在年末的演讲中无奈承认：“中立的代价，或许比参战更昂贵。” 这一年埋下的种子，终将在1917年开花结果——当美国最终选择加入战争时，其带来的不仅是兵力与资源，更是对世界格局的彻底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