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我扒着车窗瞄见灰墙根底下蹲着个戴草帽的，胳膊肘底下压着个蓝布包袱，心里咯噔一下。
事情的起因原来是这样的，上礼拜在几个同行的酒局里，二道贩子刘金良醉醺醺漏过话，“房山老周家藏着祺祥重宝，听说祖上给慈溪老佛爷铸过钱。”事后，老邻居眼珠子瞪得跟琉璃球似的给我说，“这漏儿要能捡着，够咱哥仨吃十年烤鸭！顿顿吃都成！”
车还没停稳，草帽底下先飘过来一嗓子，“您三位爷吉祥。”在这个年月，已经很少见这种话了，我们听了，觉得这回可能有戏。
为什么觉得有戏呢？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京城人家分三六九等，那些煤核儿胡同飘着尿碱味的粪道里，驼背上的粪桶压弯脊梁。倒夜香的梆子敲碎五更天，粪勺刮过官茅房的青石板，溅起的秽物在油裤上结出盐霜。剃头挑子铜盆磕碰声里，藏着替人掏耳刮眼的生计，热毛巾裹着剃刀划过乞丐的癞头，血珠混着煤渣滚进阴沟。骆驼毛毡裹脚的“扛房”汉子，抬棺材时膝盖陷进雪窝，孝子掷的纸钱沾着唾沫星子，全叫风吹到八大胡同的胭脂井里。这些沾着人腥味的营生，在城根儿下拧成黑褐色的冰溜子，日头一晒就化成命比夜香更贱的水渍。
但在京城的大宅门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连空气都浸着规矩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规矩比房梁雕花还密。晨起头一壶茶得晾到七分烫，青瓷盖碗托在掌心，掀盖时得用无名指轻抵碗沿——这是伺候长辈的讲究。堂屋八仙桌永远按辈分排座次，老爷子坐北朝南的圈椅扶手被磨得发亮，孙辈进门先得垂手喊一圈儿“二叔三姑”，声儿轻了算失礼，响亮了又显浮躁。逢年过节更似走仪仗，孩子们得穿簇新布鞋跨门槛，磕头时额头离青砖地三寸，多一寸显谄媚，少一寸露敷衍。亲戚串门必拎“四盒礼”，油纸包的点心不能压角，京八件码成宝塔形，最顶上那块自来红得冲着客人方向。饭桌上筷子不能插碗，夹菜只许夹朝自己这半边，鱼翻面得说“划船”，连吃炒肝儿都有门道——得顺着碗边转着吸溜，声响大了要挨瞪。
这个人猛地撩起帽檐儿，俩招风耳支棱着，活像年画里蹦出来的大阿福。他脚边青石板缝里钻出几根狗尾巴草，让风刮得直打晃。
这人，就是传说中的老周。老周蹲下身子，搓了搓蓝布包袱皮儿，鼻头耸得跟警犬似的，“吴老板，咱甭绕弯子，我这的确有硬货，就看你能不能吃得下。如果吃得下，咱们开门见山谈价钱，绝对是好东西包你满意；要是兜里没大子，咱们就别浪费时间。说真的，要不是大刘介绍来的，我压根不给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