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负值的狂欢：后现代价值系统的诗性解构
诗歌最富张力的哲学爆破出现在末节的价值反转。诗人将数学中的绝对值概念偷换为存在主义命题，其思维路径与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形成互文：当"正值"被宣称为"冇有负值嘅值"，能指链的滑动已使符号脱离原始数理语境；而终极判断"嘟系负值"则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致命一击。这种解构策略与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价值虚无形成对话，但树科的独特贡献在于将这种解构置于粤语文化的具体语境。
诗中"星，月，太阳"的天体意象群，可视为柏拉图洞穴喻的当代变奏。当启蒙理性将这些天体定义为可测量的天文实体，诗人却揭示其作为"负值"的本质——这种颠覆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宣言遥相呼应，但更具东方诗学的顿悟色彩。值得关注的是，粤语"嘟系"（都是）的重复使用，使价值判断成为西西弗斯式的语言劳作，恰如阿多诺所言"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
四、镜渊结构：诗歌文本的自反性迷宫
细察文本的微观结构，可发现精心设计的自反装置。从"你，我"到"我哋"的复数化过程，暗含列维纳斯"他者之脸"的伦理困境；而"社群，中外"向宇宙尺度的跳跃，则再现了帕斯卡尔"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带来的存在焦虑。更具匠心的是，诗题"距离"本身成为德里达式的补充符号——当文本竭力言说距离时，语言自身的间距（粤语与普通话的裂隙）恰恰证明了言说的不可能。
这种自我解构的诗学，在数字纪年"2025.3.19"中达到高潮。诗人将创作时间指向未来，使文本成为穿越时空的预言装置。沙湖畔的写作场景与宇宙星图并置，产生博尔赫斯式的时空悖论：当诗歌在韶城湖畔被书写时，其语言已在天体运行中永恒轮回。这种时空策略令人想起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现在时间与过去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时间"。
结语：在语言的临界点起舞
树科的《距离》以其精密的诗学架构证明：方言写作不仅可以承载地域文化记忆，更能成为哲学思辨的锋刃。当普通话诗歌陷入意象繁殖的困境时，这首粤语诗通过语法暴动与价值解构，为现代汉诗开辟了新的可能。在"正值"与"负值"的辩证漩涡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情感的测不准原理，更是整个后现代价值系统的诗性坍缩。正如布朗肖所说："诗歌是对不可能性的忍耐"，而《距离》正以其语言的临界之舞，在不可能中创造着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