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符号的悖论式运用构成全诗的核心隐喻。"正值/负值"的数学概念在粤语特有的双重否定句式中被彻底异化。当诗人断言"嘟系负值"时，看似简单的数学判断实则构成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疑。这种数字符号的意识形态批判，与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形成跨时空对话——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启蒙理性的自反性，树科用粤语的俚语活力消解了数字理性的神话。诗句"冇有负值嘅值"中的双重否定，恰似德里达的解构利刃，剖开现代性语言暴力的金玉外衣。
天体意象的荒诞化处理彰显宇宙论层面的存在焦虑。"星，月，太阳"作为古典诗词的永恒意象，在粤语口语的爆破音中坍塌为抽象的符号废墟。这与贝克特《等待戈多》中枯树的象征形成跨媒介呼应：当天体运行被简化为机械的轨道数值，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便获得了宇宙尺度的印证。诗人通过粤语特有的拟声词"嘟"，将哥白尼革命后的机械宇宙观解构为存在主义的虚无剧场。
方言写作的抵抗性在诗作中获得本体论升华。粤语特有的"我哋"（我们）与普通话的"我们"形成微妙的语义差距：这个包含排他性的复数人称，暗示着现代社群建构的暴力本质。正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强调语言的特殊性即其救赎性，树科选择粤语写作本身就是对普通话霸权的诗意抵抗。诗中"社群"与"中外"的对峙，在"九声六调"的音乐性中转化为跨文化的复调叙事。
时空压缩的技术隐喻隐藏在文字的量子跃迁中。从人际距离到星际尺度的瞬间跳跃，揭示出麦克卢汉"地球村"理论的黑暗面：当5G网络将人类抛入超链接的眩晕状态，存在本身成为无法测准的量子态。诗句间的留白恰似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诗学显影，每个标点都是时空连续体的断裂带。这种书写策略与艾略特《荒原》的碎片化叙事形成跨世纪对话，共同直面现代性带来的存在危机。
树科的微型诗学实践，在岭南方言的肌理中重构了汉语诗歌的现代性维度。这首《距离》堪称数字时代的《天问》，在粤语的声调褶皱里，存在主义的焦虑与后现代的解构冲动达成诡异的和解。当我们将诗句投射到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命题中，会发现每个粤语发音都是抵抗技术座架的隐秘据点，每个方言词汇都是守护存在之真的语言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