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存在之距：现代性困境的诗学诊疗
诗中反复出现的"距离"概念，是现代性困境的诗学症候。从齐美尔"都市与精神生活"到韩炳哲"透明社会"的批判，诗人以诗学诊断书的形式，揭示数字时代人际关系的新型异化。当"我哋"的社群纽带被算法肢解，当"中外"的文明对话沦为数据噪音，存在的疏离感便如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琳蛋糕，在味觉记忆中泛起苦涩的回甘。
这种存在之距的书写，承续了里尔克"物诗"的传统，却赋予其更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诗人笔下的"星月太阳"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装饰符号，而是鲍德里亚"拟像与仿真"理论中的超真实存在。当宇宙天体都沦为社交媒体上的视觉消费品，存在的真实性危机便达到了临界点。
四、语言炼金术：粤语书写的哲学突围
作为粤语诗作，《距离》在语言实验层面具有范式革命意义。诗人创造性地将粤语语法融入现代诗结构，"嘟喺"、"冇有"等方言词汇构成独特的语义场域。这种语言策略，既是对普通话霸权的诗意抵抗，也是本雅明"纯语言"理想的在地化实践。在粤语九声六调的韵律中，诗歌获得了区别于普通话书写的独特音质，仿佛杜夫海纳描述的"审美对象"在语言层面的具体化。
方言书写的哲学价值，在于其保存了语言的地方性知识。正如海德格尔强调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粤语词汇中保留的古汉语基因，为现代诗提供了返回存在本源的秘密通道。诗人在此实现的，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创新，更是文化记忆的抢救性发掘。
五、结语：在负值中寻找诗意的正解
《距离》最终指向的不是存在的虚无，而是负值美学中的救赎可能。当诗人写下"嘟系负值"时，实则开启了巴迪欧"存在事件"的诗学通道。在负值的深渊中，诗性真理如暗夜星辰般闪烁，等待被重新发现。这种对负值的肯定性书写，使诗歌成为抵抗现代性异化的精神堡垒，在存在之距的裂隙间，生长出新的意义之花。
树科以数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激情，在《距离》中构建起存在论的诗学模型。当语言在负值的深渊中解构又重构，我们终于明白：存在的真谛不在于消除距离，而在于丈量距离时灵魂震颤的频率。这首粤语诗作，最终成为现代性困境中一面明亮的镜子，照见我们时代的精神图景，也映出诗歌永恒的救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