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第三节的"幸福贵唔贵？/幸福几钱一斤?？"以市井经济的口吻将形而上的哲思拉回日常生活层面。这两句诗通过将幸福商品化、量化的修辞策略，尖锐地讽刺了消费主义对情感领域的殖民。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分析过当代社会如何将一切人类价值转化为可计算的经济资本，树科的诗句正是这种异化现象的文学映照。"几钱一斤"的诘问以其荒诞性揭示了幸福被物化的当代困境，同时也暗指幸福的"不可计量性"——正如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一粒沙看世界》中所言："我们称它为一粒沙/但它既不称自己为沙，也不称自己为粒。"幸福同样抗拒着任何形式的标价和归类。
诗歌最后两节的重复修辞构成全诗的高潮："我真嘅真嘅真真嘅/各有各嘅，各有各各嘅/各各嘅不幸/各各嘅幸福……"这里通过"真"字的三次叠加（真嘅→真嘅→真真嘅）和"各"字的渐进重复（各→各各→各各各），形成了声音和意义上的双重强调。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诗歌通过"陌生化"手法打破自动化感知，树科这种刻意为之的重复叠加正是典型的陌生化处理，迫使读者停下惯常思维，重新审视"幸福"与"不幸"的辩证关系。诗句表明，幸福绝非均质化的普遍体验，而是高度个体化的存在状态；不幸与幸福也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的复杂整体。这种认知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观点相呼应——人的存在先于本质，每个人的幸福都只能由其在具体情境中的选择和实践来定义。
从诗学形式上看，《我嘅幸福》采用了典型的反诘体结构，全诗由五个问题组成，却无一处直接作答。这种反诘诗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问而不答"传统（如屈原《天问》、李白《把酒问月》）形成跨时空对话，同时也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确定性"原则（如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开放式追问）遥相呼应。诗人通过拒绝给出确定答案，维护了幸福这一概念的诗性神秘，抵制了任何简化的定义尝试。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言："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树科的粤语诗同样暗示：幸福就是在定义中失去的体验。
从方言诗学的角度看，树科选择粤语作为表达媒介具有深刻的诗学意义。粤语作为汉语族中的独特方言，保留了丰富的古汉语元素，同时又吸纳了外来文化影响，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都与普通话形成显着差异。诗人运用"唔"、"咩"、"?"等粤语特有词汇和句末助词，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口语化和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通过方言的"少数语言"地位（借用德勒兹的术语），挑战了标准语对情感表达的垄断。幸福作为一种内在体验，本就难以用规范化的主流语言充分表达，而方言的运用恰恰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更为贴切的语言载体。香港诗人也斯曾指出："方言诗能够说出普通话无法说出的东西。"树科的实践再次证明，某些情感和思想只能在特定的语言土壤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