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袄女人猛地抬头。这个年代还没有素质教育说法，但重点中学的集体活动向来是政治任务。老王腮帮子上的咬肌鼓了鼓，突然转身从铁皮柜里扯出本皱巴巴的账本。
“五千双可以赊给你。“他撕下张印着红线的单据，圆珠笔尖戳破纸张的力道暴露了内心震动，“但五天后要是没寒潮...“
“您直接报警说我诈骗。“我在欠条上按下手印，红色印泥像团凝固的血迹，“对了，劳驾您找辆三轮车。“指了指门外正在卸货的农民工，“就那位大哥的车，我加五块钱运费。“
正午的太阳晒化了屋檐冰棱，水滴在尼龙袜包装箱上敲出细密的鼓点。我蹲在汉正街百货大楼背风的角落，看张铁柱把最后一箱货码上三轮车。这个后来为我挡刀致残的汉子，此刻还是个靠力气吃饭的普通挑夫。
“小谢老板，运去哪？“他用毛巾抹着脖子上的汗，军用水壶在阳光下泛着铝光。我注意到他右手缺了截小指，那是上辈子直到血战罗湖口岸那晚才发现的细节。
“江汉路步行街口，挨着老通城豆皮的那排铁皮棚。“我递给他半包游泳牌香烟，这是早上从母亲抽屉里顺的，“柱子哥当过兵？“
张铁柱浑身肌肉瞬间绷紧。这个反应验证了我的猜测——上辈子他临终前说的“云南前线“不是醉话。1989年退伍兵安置是个敏感话题，但也是最好用的刀。
“运输队还缺个调度。“我装作没看见他警惕的眼神，把写有地址的纸条塞进他口袋，“月薪一百二，管饭。“
三轮车吱呀呀碾过积雪时，我摸出兜里最后的五块钱买了碗藕汤。摊主老刘的收音机正在重播早间新闻：“苏联宣布向罗马尼亚派遣空降部队...“汤勺搅动的阴影里，浮油聚成破碎的铁幕地图。
三天后的凌晨四点，我被冻醒了。
棚顶铁皮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寒风从每个缝隙往里灌。母亲蜷缩在隔壁床铺，盖着三床棉被依然瑟瑟发抖。我轻手轻脚摸到窗边，呵气化开的冰霜下，汉正街变成了惨白的冰川。
温度计显示零下十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