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的亲情（三）
焚烧炉的青烟升起时，我闻到久违的茉莉香。那些沾着药渍的病号服在火焰中蜷曲，露出夹层里缝着的存款单——每张背面都写着"妍妍的嫁妆"。
儿童基金会寄来第十三个牛皮纸箱时，青岛老宅的紫藤花开得正盛。我戴着姑姑的玳瑁老花镜，在阁楼昏黄光线下拆开1998年的生日信。泛黄信纸上粘着晒干的茉莉花瓣，钢笔字被水渍晕染得模糊：
"今天在美院看到个穿红裙子的女孩，背影和你十岁生日时简直一模一样。我把她画进《小满》里，画廊老板说这幅眼神太悲伤，不适合参展..."
地下室油画的防尘布簌簌落下。我用姑姑留下的狼毫笔蘸取群青颜料，在空白画布上涂抹第一个色块。二十年前她教我调色时说："普鲁士蓝要加一滴松节油，才能画出晨雾的颜色。"
手机在调色盘旁震动，是基金会发来的季度报告。翻到"特殊教育项目"页时，我的指尖顿在某个名字上——那个获得艺术奖学金的自闭症少年，作品署名叫"木樨"。
当铺老板打来电话说珍珠项链还在保险柜时，海风正掀起工作室的纱帘。我望着画架上未完成的肖像，姑姑穿着我们初见时的墨绿旗袍，胸前纽扣别着朵水晶茉莉。
"不必留了。"我说，"请转卖给儿童医院义拍会。"
火漆印章融化的瞬间，我闻到松节油与茉莉交织的气息。补充遗嘱的附件从档案袋滑落，那是姑姑用化疗后颤抖的手画的流程图：老宅租金注入基金会，艺术品收益设立助产士培训金。
暴雨夜抢救的那幅绢本画终于完成装裱。泛黄的宣纸上，年轻时的姑姑抱着襁褓在茉莉丛中微笑，题跋写着"1989·惊蛰"。我在留白处添上一行小楷：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