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起哄者仍然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行政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比如，如果其起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或者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规定，那么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而如果因起哄导致被怂恿者最终真的选择了轻生并造成严重后果，受害者家属则完全有权利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起哄者给予经济赔偿，并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民事责任。
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自杀这种行为本身并非被定义为一种违法行径。然而，如果有人公然怂恿他人去实施自杀，那么这种行为通常情况下很难直接被归类到故意杀人罪这个罪名之中。毕竟，要将怂恿自杀确切地定性为故意杀人，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且复杂的法律条件和证据要求。再者，即便是那些在现场起哄、鼓动甚至嘲讽自杀者的人，想要确凿无疑地认定他们触犯了刑法，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人的言语和行为与导致自杀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清晰界定，相关的法律责任判定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北京这座繁华都市里，有一位名叫陈某的资深律师，他长期专注于刑事辩护领域的工作。经过多年与各类刑事案件打交道的经验积累，陈某对于自杀相关案件有着自己独到且深入的见解。
据陈某观察分析，部分选择走上绝路的人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下定了结束生命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起哄声或许会进一步增强他们求死的念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刑法体系当中尚未明确制定关于教唆自杀这一行为的具体规范条文，这使得针对那些起哄者实施刑事追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但是，如果能够通过确凿的证据证明某位所谓的“轻生者”起初根本没有产生过自杀的想法，仅仅是为了达成某个特定目标才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引起关注或者施加压力；并且在此期间，周围的围观群众不仅没有加以劝阻，反而口出恶言、不断刺激当事人，最终直接促使该人真的迈出了那致命的一步——那么从本质上讲，这些围观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等同于对自杀行为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如此一来，他们很有可能就要承担教唆他人自杀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