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统一不仅是军事征服，更是制度的重构。他将草原划分为“千户”（军事行政单位）、“百户”“十户”，打破血缘部落界限，以“怯薛军”（亲卫军，由万户、千户、百户长子组成）为核心武力；颁布《大扎撒》（成文法），规定“杀人偿命”“保护工匠”“禁止私斗”等规则；推行“札撒”（法令）与“必里克”（训言），将草原部落从“血亲复仇”的原始秩序，转化为“汗权至上”的集权国家。正如《史集》所言：“成吉思汗的统治，使草原从分散的星群，聚成了一轮耀眼的太阳。”
1.2 金国的黄昏：女真王朝的积弊与危机
与蒙古的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国的江河日下。这个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曾以“靖康之变”（1127）灭北宋、定中原，开创“大定之治”（1161-1189）的盛世：农业“亩收一石”（《金史·食货志》），手工业“铁冶遍天下”（《大金国志》），文化上“儒风丕振”，金世宗被后世誉为“小尧舜”。但盛世的表象下，危机早已潜滋暗长。
首先是制度的僵化。女真“猛安谋克”（军事屯田制）本是女真崛起的核心：每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战时为兵，闲时为农。但随着金国统治中原，女真贵族逐渐放弃“居耕战”传统，大量“猛安谋克”户迁入华北，“计口授田”沦为形式，“壮者皆兵，老弱仅存”（《金史·兵志》），战斗力急剧下降。更致命的是，女真贵族沉迷于“汉法”与“旧俗”的争执：一部分人主张“全盘汉化”（如海陵王完颜亮），另一部分人顽固抵制（如世宗完颜雍推行“女真为本”政策），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其次是经济的崩溃。金国后期，黄河频繁决堤（1194年黄河改道后，“河患”愈演愈烈），农田被毁，赋税加重；为支付对宋、西夏的战争费用，金廷横征暴敛，“科差（徭役）日繁，民不聊生”（《金史·食货志》）。更有甚者，女真贵族强占汉民土地，“夺民田为屯田”（《续资治通鉴》），导致“中原之民，困于赋役，多亡入宋”（《宋史·李埴传》）。
最后是外交的失误。金国崛起于“灭辽灭宋”，但对草原部族始终采取“减丁政策”（每三年派兵剿杀蒙古各部青壮），甚至“分而治之”（挑拨蒙古各部内斗）。这种高压政策埋下了深仇大恨：1211年，俺巴孩汗（蒙古合不勒汗之孙）被金国以“私通塔塔尔”为由钉死在木驴上，成为蒙古南下的直接导火索。正如《元史·速不台传》所言：“金人仇耻，深入骨髓，故成吉思汗首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