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标志着蒙古草原的统一。这个曾被称为“毡帐中的百姓”的游牧部落，从此开启了征服欧亚大陆的征程。成吉思汗的战略目标清晰而冷酷：其一，为蒙古复仇——金国曾在1196年联合塔塔尔部剿杀蒙古俺巴孩汗，此仇必报；其二，打通西进通道——灭西夏后可直取河西走廊，进而染指中亚的花剌子模；其三，获取资源——西夏的盐铁、良马与工匠，正是草原帝国急需的战略物资。
蒙古的军事优势在崛起过程中已显露无遗：全民皆兵的“怯薛军”（禁卫军）纪律严明，骑兵“来如天坠，去如电逝”（《黑鞑事略》）；“三弓箭手”战术（轻骑兵诱敌、重骑兵突击、弓箭手覆盖）令对手防不胜防；更关键的是，成吉思汗首创了“蒙古式后勤”——军队无需携带大量辎重，通过“因粮于敌”（抢掠与征收）维持补给，这种机动性使蒙古军能够跨越数千里进行连续作战。
此时的西夏与蒙古，如同猎物与猎手：西夏虽有“铁鹞子”（重甲骑兵）与“步跋子”（山地步兵），但军队依赖“撞令郎”（被强制征调的党项平民）为主的步兵，战斗力远逊于蒙古骑兵；其“长城防御体系”（如贺兰山沿线的长城）虽能延缓敌军推进，却无法抵御蒙古的分兵合击战术。更致命的是，西夏的外交始终在“附辽抗宋”“联金图宋”“联宋抗金”中摇摆，从未形成稳定的盟友网络，最终陷入“四面皆敌”的孤立境地。
（三）导火索：从朝贡到决裂
1205-1209年，蒙古对西夏发动了三次试探性进攻，本质上是成吉思汗对西夏战略价值的评估过程。1205年，蒙古军破力吉里寨、落思城，“掠民畜”（《元史·速不台传》）后撤退；1207年，再攻兀剌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夏守将坚守月余，蒙古因补给不足撤退；1209年，蒙古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兵分两路：一路攻贺兰山，克兀纳剌城（今宁夏银川北），擒西夏太傅西壁氏；另一路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引黄河水灌城。
这场“水攻”成为西夏命运的转折点。《西夏书事》载：“蒙古兵决黄河灌城，城几陷。会大雨，水势暴涨，蒙古兵反为所漂没，遂解围去。”表面上看，西夏因天灾侥幸逃生，实则暴露了两大问题：其一，西夏的都城中兴府虽“城坚池深”，却无法抵御蒙古的水攻战术；其二，西夏的统治集团在危机中仍未能团结——太傅西壁氏被俘后，竟“阴通蒙古”（《续资治通鉴》），试图以妥协换取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