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他们同游时，如同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这两人站在一起，一个赛一个的帅，不得不感叹古人的开放程度。
成年后的卫玠面临人生选择，这成为理解其人生轨迹的关键。按照门阀制度，他本可凭借家族余荫入世，但经历家族巨变的卫玠对政治始终保持着疏离态度。
永康元年，朝廷征辟他为太傅西阁祭酒，后拜太子洗马，这些清要官职本是士族子弟的近身之基，但卫玠却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由推辞。
这种倾向既源于对政治风险的警觉——其兄卫璪在八王之乱中被成都王司马颖所杀，更折射出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价值转向。
当权臣王衍评价卫玠为“中朝玉人”时，卫玠已悄然从传统仕途转向玄学清谈。这种选择预示着他将走向与祖辈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永嘉之乱彻底改变了卫玠的命运轨迹。随着匈奴刘渊起兵，洛阳陷落，中原士族纷纷南渡。永嘉四年，卫玠母子举家迁往江夏，经武汉后辗转至豫章（今南昌）。
这段迁徙历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是文化场域的迁移。卫玠在南渡后写下《梦蝶论》，以庄周梦蝶的典故探讨存在与认知的关系。这或许隐喻着流亡士族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与哲学思考。
在婚姻家庭方面，卫玠的经历同样耐人寻味。
他先后娶乐广之女与山涛之女为妻，这两桩婚姻具有典型的士族联姻特征。乐广是清谈领袖，山涛属竹林七贤之后。联姻巩固了卫氏在名士圈的地位，但卫玠与乐广之女的婚姻更多是门第观念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他为子嗣早夭，血脉断绝。这种结局与其家族在永嘉之乱中的遭遇形成历史回响，暗示着魏晋门阀制度的内在脆弱性。
卫玠 27岁前往南京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当地人听说他要来，都跑出来一睹风采，结果把卫玠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就像一堵又一堵墙，密不透风。
卫玠本来身体就不好，刚经历了舟车劳顿，现在又面临着极其喧闹的场面，他的身体很快就撑不住了。安顿下来后，他便大病一场，不久便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