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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孟子，将 “述而不作” 推向新高度。他 “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却在阐释中提出 “性善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一观点看似是 “作”，实则源于对《论语》“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深度挖掘。孟子见梁惠王时，引《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论证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上古文献中的民本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理论。这种 “述作相生” 的智慧，使儒家思想在传承中不断生长，既不脱离根源，又能应对时代问题。
汉代的伏生传《尚书》，展现了乱世中 “述而不作” 的坚韧。秦始皇焚书时，伏生任秦博士，将《尚书》藏于墙壁夹层，“秦之季世，焚书坑儒，《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论衡?正说》）。汉初，他取出藏书时，原本百篇仅存二十九篇，且 “朽折散绝”，便 “以教于齐鲁之间”（《史记?儒林列传》）。伏生传授《尚书》时，采用 “口耳相传” 的方式，其女儿羲娥协助翻译（因伏生年老口音难懂），最终使《尚书》得以流传。这种 “述” 的过程，虽无 “作” 的创新，却在文化浩劫中保住了儒家经典的火种，正如郑玄所言 “汉兴，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欧阳生”，为汉代经学的兴起奠定基础。
二、信而好古：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
“信而好古” 的 “信”，是对传统有效性的坚定信念。孔子坚信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传统中蕴含着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他 “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并非对周礼无知，而是带着 “如履薄冰” 的敬畏之心考察细节 —— 看到 “泰伯庙” 的礼器，便询问其用途；听闻 “周公奠币” 的礼仪，便记录其流程。这种 “信”，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对 “礼之本” 的深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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