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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沈括，被李约瑟称为 “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其《梦溪笔谈》是 “博学于文” 的典范。他的知识涉猎之广令人惊叹：数学上发明 “隙积术”“会圆术”，物理上记载 “磁石指南”“凹面镜成像”，天文上改进浑仪、浮漏，地理上考证 “雁荡山成因”，医学上记录 “秋石方” 制作法，甚至对军事、音乐、书画都有独到见解。沈括的博学不是碎片化的堆砌，而是 “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 的系统整合，他说 “天下之事，见之者不如知之者，知之者不如行之者”，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探索结合，展现了 “博学” 的活态传承。
明代的徐霞客，以游记展现 “博学于文” 的另一种形态。他三十年游历，足迹遍布十六省，不仅记录山川地貌，还考察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物产气候。在《江源考》中，他纠正《禹贡》“岷山导江” 的谬误，证明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在《楚游日记》中，他详细描述溶洞的石笋、石钟乳形成过程，比欧洲地质学早两百年；在《滇游日记》中，他记载了傣族的泼水节、纳西族的东巴文，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徐霞客的 “博学” 不在书斋，而在天地之间，他说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正是 “博学于文” 的原始动力。
清代的戴震，以考据学深化 “博学于文” 的内涵。他为了弄懂《尚书?尧典》“光被四表” 的 “光” 字，查阅《说文解字》《尔雅》《方言》等二十余种典籍，结合音韵学考证出 “光” 实为 “横” 的通假字，意为 “广被四表”。戴震的博学不仅在于涉猎之广，更在于钻研之深，他说 “学贵精，不贵博”，但 “精” 需以 “博” 为基础。其着作《孟子字义疏证》，既批判宋明理学的 “存天理灭人欲”，又以训诂学阐明 “理者，情之不爽失也”，将哲学思辨与文献考据完美结合，展现了 “博学” 的深度。
近代的梁启超，堪称 “百科全书式” 的学者，其 “博学于文” 横跨政治、历史、哲学、文学、地理等领域。他既着《清代学术概论》梳理学术史，又写《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既翻译《十五小豪杰》介绍西方文学，又撰写《中国地理大势论》分析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梁启超的博学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 “善变” 中的整合 ——“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不断吸收新知识中完善认知体系。他在清华讲学期间，告诫学生 “非博不治”，同时强调 “博而不杂，约而不陋”，为 “博学于文” 注入现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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